李颕彰律师专栏

秦朝李斯撰写《谏逐客书》，本意是劝阻秦王嬴政不要因狭隘的本土观念而驱逐外来人才。秦国之所以能够强盛，关键正在于广纳四方之士，并吸收其技艺、制度与谋略。《谏逐客书》所揭示的，是一条极基本的政治原理：国家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疆土与资源，更在于能否将天下之才转化为制度优势。所谓“物不产于秦，而可宝于秦”，正点出人才流动与制度吸纳的要义。而“客何负于秦哉”更提醒嬴政，真正损害国家的，往往不是外来者，而是拒绝外来者的制度本身。

因此，若一个政权以狭隘眼光看待人才，把合作视为风险，把流动视为威胁，甚至将学术沦为政治附属品，它失去的就不只是几位研究学者，而是整个创新体系的信任基础。今日美国科研人才大规模外流的现象，正好为这一点提供了现实注脚。

前沿领军人马全职加盟
中国科研走向制度承载

2026年7月3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亚吉教授（Professor Omar M. Yaghi）与顶尖神经生物学家苏稚盈教授（Professor Chih-Ying Su）同日宣布离开美国，分别加盟清华大学及深圳医学科学院。亚吉教授与苏教授分别代表两个极具前沿性的科研方向。前者是金属有机骨架与共价有机框架研究的奠基者，被誉为“网状化学之父”。其研究聚焦于以可设计的分子结构推进储氢、碳捕集、气体分离、空气取水及催化等应用，并将材料科学由传统试错模式推向可预测、可编程、可数据化的研究框架。后者则专注于果蝇与蚊子的嗅觉神经机制，探究生物系统如何以极少数神经元完成高效率资讯处理。相关研究横跨神经科学、感知系统与人工智能硬件，对低功耗、高灵敏及具自适应能力的智能芯片设计，具有重要启发作用。

上述两人研究皆处于全球科技发展的关键位置，因此他们相继全职转往中国，并非一般人事变动，而是科研重心逐步转移的明确信号。亚吉教授加盟清华大学，显示中国已不再单靠个别邀请吸纳人才，而是以制度、团队与研究平台作整体支撑，形成承载顶尖学者的长期能力。苏教授加入深圳医学科学院，则反映中国在生命科学、脑科学及交叉技术研究方面的条件已显著提升。两者共同说明，中国吸纳的已不只是回流学者，而是能够持续产出原创成果的核心科学家。

相关现象值得关注，重点不在个别学者的去向，而在于美国科研体系正面临结构性流失。美国过去之所以能维持科研领先，不仅因本土资源雄厚，更因其长期具备吸纳全球人才的制度优势，包括相对开放的学术环境、稳定的研究资助，以及对跨国合作的包容能力。惟近年在科研经费、移民政策及学术氛围方面的变化，正逐步削弱这种吸引力。

美国科研体系预算大减
专业人才签证门槛过高

首先，联邦科研经费大幅收缩，已直接冲击美国的基础研究体系。近年的预算提案中，整体研究经费建议削减 22%，基础研究削减幅度更高达 34%。部分主要科研机构在 2025 至 2026 年度的预算提案中，减幅更达 14% 至 61%。这不但削弱高风险、长周期研究的持续性，也会压缩实验室运作空间，并限制博士生及博士后的培养规模，最终导致学术梯队断层。对顶尖学者而言，真正关键不在短期波动，而在于研究资源能否在未来数年保持稳定与可预期。当制度无法提供这种确定性，人才自然会转向更稳定的平台。

其次，美国近年对华裔学者与国际合作的疑虑，亦加深了科研界的不安。现代科学本来就建立在跨国交流与团队合作之上，若制度开始将正常合作政治化，甚至将族裔背景与忠诚问题混为一谈，便会对学术共同体造成寒蝉效应。研究自由不只是能否发表论文，更是能否在不受额外怀疑与标签压力下，专注于知识生产。当学界被安全逻辑过度介入，最先受影响的，往往是最有能力留下的人。

再者，H-1B 是美国向专业技术人才提供的工作签证，属雇主担保制，名额有限，竞争向来激烈。近年签证成本上升，总开支往往约为 6,000 至 10,000 美元，甚至更高，令海外科研人才更清楚感受到制度门槛。对高端学者而言，签证不只是行政程序，更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真正欢迎人才的重要指标。若聘用成本高、程序繁复、身份不稳，研究者自然会将这些风险纳入职涯考量。相反，若其他地区能提供更清晰的资金支持、更稳定的职位安排，以及较少的政治干预，人才流向改变便属理性选择，而非情绪反应。

据 CNN 统计，自 2024 年以来，至少已有 85 名美国科学家全职转投中国高等学府及相关科研机构。相关数字未必涵盖全部个案，但已足以反映明显趋势。更值得注意的是，流失的人才并不限於单一学科，而是遍及材料、数学、工程、生命科学及医学研究等领域。这显示问题已非个别学科的局部波动，而是整体科研生态正在重组。当离开的是能推动学科前进的核心人物，便意味着国家科研竞争力正在重新分配。

全球知识流向深层质变
世界科研版图重新洗牌

中国的角色，也因此出现质变。它不再只是承接美国外溢人才，而是在制度上逐步形成可承载高端科研回流的环境。清华大学与深圳医学科学院等平台，提供的不只是名衔，更是研究方向、团队配置与资源整合的实际支援。当人才回流不再只是情感选择，而是与研究效率、制度稳定及长远发展直接挂钩时，全球知识流向便会出现深层变化。

若从更宏观的角度观察，相关现象的核心，并非美国单纯失去了多少人才，而是它为何会失去这些人才。答案其实十分清楚：美国一方面仍依赖全球人才维持科研优势，另一方面却以短视政策削弱自身吸引力。经费压缩、合作受疑、签证门槛提高、学术氛围转弱，最终都会使体制由吸纳转为排斥。这并非外部竞争者的胜利，而是内部治理失衡的结果。美国过去以开放与包容建立科技优势，今日却可能因不信任与自我设限，逐步侵蚀相关基础。

强国之所以能维持科技领先，不在于永远拥有最多资源，而在于懂得保存制度吸引力。二十世纪美国能超越欧洲，关键之一正是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科研人才。如今若把人才视为风险，把学术视为安全问题，把合作视为负担，便等于亲手削弱自己曾经最成功的制度设计。就此而言，亚吉教授与苏教授的转向，不只是个人职涯选择，更是美国科研霸权进入自我消耗阶段的明证。

因此，真正值得重视的，不是某位学者的离去，而是整个世界科研版图正在重写。未来科技的主导权，正逐渐由资本与名声转向平台与制度。谁能提供长期研究空间，谁能降低创新成本，谁能容纳跨界合作，谁便更可能成为下一轮科技发展的重心。中国正透过吸纳前沿科学家、完善科研平台、提升制度承接能力，逐步把人才优势转化为科技优势。相反，若美国仍以政治语言处理科研问题，只会令更多顶尖人才加快离开。正如李斯在《谏逐客书》所言：“客何负于秦哉?”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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