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于2026年7月8日公布的新规，并非一般行政修订，而是美国科研政策由开放合作转向制度收缩的明确讯号。据公开资料，该规定要求NSF资助不得用于与列入美国政府“受限实体”名单的机构或人员合作。由于该名单整合多个联邦部门的限制清单，实际上将不少中国高校、国家实验室、研究院所及企业排除在合作范围之外。表面上，政策措辞相当中性。实质上，却是以行政手段筑起一道科研隔离墙。外界普遍将其视为近乎全面限制与中国科研合作，这反映美国科研治理正由风险管理转向排除管理，并同时削弱自身的学术开放性。

限制合作遏制不了中国科技发展

若从整体脉络看，NSF 今次的举措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年美国多项政策逐步收紧的结果。除 NSF 外，白宫管理及预算局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早前亦提出更广泛的统一标准构想，拟将所有联邦资助项目纳入以国内优先为核心的合作准则，令与中国等重点关注国家的研究合作面临更严格限制。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亦已限制特定国家科学家存取生物医学资料库。这些措施合并来看，反映美国并非只是在处理个别安全风险，而是在重塑整体科研合作秩序。从政策层面而言，这是由个案审查走向结构性封锁。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则是由竞争中的合作转向合作中的对抗。其风险在于，原可透过制度规范处理的问题，逐步被上升为国家对立，令学术界原有的专业空间愈来愈受政治语言主导。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方持续收紧限制之际，中国科研实力仍在稳步提升。无论是研发投入、论文产出，还是专利布局，中国都已由追随者逐步转为全球科技竞逐的重要参与者。科研体量愈大，愈需要国际连结、学术网络与制度承接，而非外部世界以封闭和排斥作为回应。美国若以为限制合作便可遏止中国科技发展，实属低估当代创新体系的韧性。科研本身并非孤立运作，知识、人才与资金只会随制度环境重新流动。当美国主动收窄合作空间，首先受损的，往往是其在全球科研分工中的枢纽地位。世界科研网络不会因单一国家收紧而停顿，只会调整路径。

科研资源是建设教育枢纽重中之重

在此背景之下，本港若要在新一轮国际科研重组中重新定位，关键不在被动观望，而在主动提升承接能力。北部都会区作为本港未来数十年的策略性发展引擎，其意义不仅在于土地开发或房屋供应，更在于能否成为重塑高等教育与创新科技版图的制度平台。该区结合创新科技、产业发展、跨境协作与生态保育，目标是建成本港新的增长核心。从规划角度看，这不只是一般的市区扩张，而是牵涉产业结构、人口分布、交通枢纽与知识生态的长期重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特区政府已预留可观土地用作北都大学教育城，并吸引多间专上院校研究设校或扩充科研空间。这意味着，北部都会区不单是住屋与物流规划，更有潜力成为本港大学科研与国际人才政策的核心平台。

不过，要令北部都会区真正成为全球大学枢纽的重点，单靠土地和规划并不足够，关键在于科研资源如何配置。当今全球高等教育竞争，重点早已不是谁拥有较大的校舍或较高的国际排名，而是谁能提供稳定而具前瞻性的科研资助，支持具突破性的研究项目。若本港希望吸引海外顶尖人才，尤其是已在国际学术界建立声誉并拥有成熟团队的领军学者，特区政府便必须大幅加强对前沿研究的投入。相关资助亦不宜局限于短期、零散且过于保守的拨款模式，而应集中支援具战略价值、能产生国际影响力并促进跨学科合作的重大项目。对顶尖人才而言，决定其是否转移阵地的，从来不只是待遇，而是研究能否持续、团队能否扩展、设备能否更新，以及博士后和研究助理能否稳定留任。

资源配置应回应本地科研发展需要

现实是，本港现行科研资助规模与内地部分重点城市及若干海外科研强国相比，仍有明显差距。问题不只在于金额多少，更在于资助结构能否支撑大型、长期及跨机构研究项目。若基金规模偏小，研究往往只能停留于零散、保守、以短期成果为导向的课题。资源不足，亦令研究团队难以形成规模，更难吸引海外重量级学者长期加盟。本港若要提升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地位，关键是让外界看到，这里提供的并非只是一个职位，而是一个足以实现学术抱负的平台。

在这个问题上，资源配置不应只向少数外来重量级人才倾斜，也应回应本地科研发展的长远需要。首先，特区政府有必要扩大研究硕士及博士 (Research Master’s and Doctoral programmes) 名额，特别是增加本地年轻人才的培养机会。现时八大院校在 STEM 学科 (即 Science（科学）、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Mathematics（数学）) 的研究硕士及博士生结构中，本地年轻人的比例明显严重偏低，部分学院甚至几乎没有本地研究生。即使在八大院校的授课式研究生课程 (Taught Postgraduate Programs) 中，本地年轻人平均参与比例亦低于5%。这不但反映本港在科研人才衔接方面存在缺口，也显示本地青年在研究阶段可获得的机会仍然有限。若本地青年难以进入研究体系，本港的知识生产链便难以稳固扎根。科研若要长远发展，不能只单纯依赖外来人才，还必须培养本地下一代研究学者，让年轻人看见科研是一条可持续的职业道路，而非少数人的专利。

为中生代科研人才提供研究与学术渠道

其次，本港亦需重新思考中生代科研人才的出路。现时，不少已在专业领域累积丰富经验的本地人士，踏入 40 岁前后时，往往面对进一步投入学术研究的机会有限，甚至几乎没有机会。这种情况并不健康，因为它反映科研体制过度强调年龄分层，却忽略研究能力本身具有延续性与累积性。事实上，许多研究工作并非只适合 20、30 岁的年轻人，反而更需要实务经验、判断力与跨界视野。若本港希望建立有活力的科研生态，便不应只追求年轻化的表面指标，而应为有工作经验、但仍具学术潜力的人士开辟重返研究的制度渠道。这既有助提升研究多样性，也有助促进产业经验与学术研究更紧密结合。

因此，本港未来的科研政策不应只着眼於单一方向的人才引进，而应着力建立多层次的人才结构。对外，要有足够资源吸引世界级学者和成熟团队。对内，要扩大本地研究硕士及博士培养机会，为年轻人开辟进入研究体系的空间。对于中生代专业人士，则要提供重新投入学术与研究的渠道。三者缺一不可。若只重海外引才而忽略本地培育，最终只会造成外强内弱。若只强调本地培训而缺乏国际引进，则难以建立真正的国际竞争力。真正成熟的科研城市，必须同时具备引进、培养和再发展的能力。

转换思维让资助从补贴走向战略投资

更进一步说，本港若要竞逐全球科研人才，特区政府资助的思维也必须转型。科研不应只是教育体系的附属功能，而应视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基建。这意味着，资助不只是补贴，更是战略投资。对一个希望成为世界级大学枢纽的地方而言，科研基金应有清晰方向：一方面支援具国际能见度和影响力的合作项目，另一方面支援能在本地推动产学研联动的长线研究。更重要的是，本港应考虑设立高额专项基金，吸引那些已在海外建立声誉、但因政策环境转变而寻求新平台的学者及其团队。若资源不足，即使本港地理位置优越、制度相对开放，也未必能真正留住人才。因为人才流动从来不只是理念选择，更是对资源密度的理性比较。

因此，北部都会区若要真正成为本港未来的增长引擎，必须与科研投资政策同步推进。土地只是载体，财政资源才是动力。本港若真心希望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中提升地位，便不能只谈引才，还要在科研拨款上作出更积极部署，集中资源支持那些代表未来、吸引世界级学者，并带动城市知识结构升级的项目。面对其他地方以限制回应全球合作，本港最有力的回应，不是口头上的开放，而是以充足资助、清晰制度和前瞻布局，建立一个真正值得世界级人才留下的研究生态。只有这样，本港才不会只是国际人才的过境站，而能成为汇聚顶尖知识、推动创新突破，并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的全球大学枢纽。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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