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豪教授专栏

每年的中学文凭试或国际文凭试放榜，社会总会把目光集中在状元修什么学科。今年情况依旧，成绩最优异的一批学生，不少都把医科视为首选。这种现象表面上反映医学院吸引力强，背后却折射出香港对人才、专业与高等教育的想像，正变得愈来愈单一。

问题在于其他道路未能得到信任

社会舆论往往乐于把状元读医理解为志向高尚，甚至视之为理所当然。然而，若从高等教育发展的角度看，当最优秀的学生一再集中流向少数专业，这未必只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更是整个社会对风险、地位与出路的集体判断。医生固然是重要专业，但若一座城市长期把顶尖人才的成功路径收窄为几个高度制度化的行业，问题便不在于医科太受欢迎，而在于其他道路未能得到同等程度的信任。

这种信任不足，与香港的产业结构和社会文化有密切关系。面对经济转型、职业前景不明与阶层流动放慢，家长和学生自然倾向选择最稳妥的道路。医科有明确的专业资格、稳定的社会地位，也有较清晰的收入预期。当整个社会都以可预见的安全感作为教育选择的首要标准，状元读医便不只是个人志愿，而是一种集体求稳心态。

问题在于，一个健康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应只负责把最优秀的学生送进最稳定的职业轨道，更应为社会培养多元而有承担的人才。今天我们面对的转型课题，早已不限于传统专业分工，而是涉及人口老化、科技发展、基层医疗、城市规划、气候风险、社会服务、文化创意等多重挑战。这些议题很难由单一学科独力回应，更不可能只靠几个热门专业支撑。若高等教育愈来愈向少数学科倾斜，城市的人才结构只会愈来愈失衡。

收生竞争蚕食学术自主

状元集中报读医科，反映的是学生与家长的选择逻辑。另一边厢，高校的反应同样值得警惕。近年各院校在收生上的竞争愈来愈明显，奖学金、住宿、交流机会，甚至优异生可以免交学费，往往成为吸纳尖子的主要手段。院校把资源集中投放在极少数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身上，固然可以带来一时的宣传效果，却也暴露出一种愈来愈强的市场思维。

当高校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收生数字和排名竞逐中保持优势，教育本身便容易退居次位。哪些学科值得长期投资，哪些领域对社会未来具有基础意义，这些本来应由学术判断与公共需要共同决定的问题，逐渐被即时需求和可见回报取代。结果是热门课程愈来愈多，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则愈来愈边缘。

近年有院校调整甚至停办部分基础学科，引起社会关注，正好说明这种趋势的后果。从管理角度看，收生不足、成本偏高、就业前景不够亮丽，的确是现实考量。但大学不是纯粹按市场需求运作的机构。若连大学也失去维持知识多样性和学科厚度的能力，整个社会的公共思考便会变得愈来愈薄弱。

地理、历史、哲学、社会学这些学科的价值，从来不只在于直接对应哪一门专业或职业。它们所提供的是理解社会、制度与空间变化的能力，也是判断公共政策、环境风险与社会矛盾的重要基础。若一个城市的高等教育只重视短期回报，最终培养出来的，可能是熟练的技术执行者，却不是能够理解复杂现实、提出整体判断的人才。

出路可能在跨学科重组

香港专上教育未来要回答的，不是哪一科最抢手、在放榜后立即瞬间满额，也不是哪一间院校收生最成功、毕业生的薪酬是多少，而是如何建立一个较能回应社会变化的人才培育格局。这个问题不能靠个别院校增设几个新课程便解决，而是需要重新思考学科之间的关系。

未来不少关键领域，本身就是跨学科的。高龄化社会现象不只是医疗问题，也涉及社区照顾、复康科技、服务管理、公共财政和城市设计。人工智能不只是工程议题，也牵涉法律规管、伦理判断、数据处理和公共问责。气候风险不只是自然科学课题，也与地理资讯、基建规划、社区韧性和资源分配有关。若大学仍然把知识分割在彼此封闭的学科框架之中，学生很难具备处理真实问题所需的整合能力。

因此，专上教育的改革方向之一，应是推动跨学科重组，但这种重组不能只是重新包装课程名称，也不能流于追逐新兴概念。它需要真正把不同学科的方法、视野与实践处境结合起来，让学生在真实问题中学习如何分析、协调与判断。这类培养不一定保证立竿见影，却更能回应未来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

在这方面，自资院校相对于大型研究型大学，在课程设计和合作模式上往往较具弹性，若能找准定位，反而有机会在应用导向与跨专业培训上走得更前更广。不过，前提是政策不能继续把自资教育视为吸纳剩余学额的附属安排，而应赋予其更清晰的公共功能。

高等教育需要重新界定公共价值

香港高等教育当前最值得反省的，不是学生太现实，或院校太功利这样简单。更要思考的问题在于，整个制度或者长期缺乏清晰分工，也未能向社会说明，不同类型院校和不同类型学科，究竟各自承担甚么公共角色。当政策讯号含糊，社会自然会用最直接的方法作出判断，学生追求最稳定的专业，院校追逐最安全的收生科目，结果便是人人都按短期理性行事，整体却走向长期失衡。

高等教育若只被理解为个人向上流动的工具，高校便很难守住自身作为公共机构的责任。它不仅是培训专业人士的场所，也是保存知识、扩阔视野、回应社会问题和孕育制度创新的地方。这种功能未必能即时量化，却对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香港未来的专上教育，需要重新建立这种较长远的判断。资助大学当然有其研究使命，自资院校也不必事事模仿。真正重要的是，制度能否容纳多元人才，学科能否保留其专业使命，院校能否在市场压力以外，仍然对社会未来作出负责任的教育判断。

状元是否读医，从来不是问题的全部。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当一座城市把最优秀的学生、最多的资源和最大的期望，都推向少数看似最安全的选项时，我们究竟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复制一种缺乏想像力的教育秩序。若这一点不改，香港高等教育即使继续运作，也只会愈来愈难回应未来。

作者冯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协理副校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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