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2024年2月，曾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及亚洲区主席的美国经济学家罗奇 （Stephen Roach），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撰文断言“香港已玩完” （Hong Kong is now over），其后访港时亦重申相关判断。近日，他再以“旧日香港的确已结束”（Yes, the Hong Kong of Old is Over）为题发文，延续其对香港前景的悲观论述。罗奇并非等闲之辈，其评论更应接受严格检视。学术声望不能取代扎实论证，亮丽履历亦不能免除分析责任。若一篇评论主要倚赖选择性事实、情绪化标签及单一政治视角，便草率断定一座城市的命运，读者自然有理由要求更高的分析标准。

文字游戏难掩制度事实
香港国际功能从未褪色

罗奇最新文章最值得商榷之处，不只是他再次宣称“旧香港”已经终结，而是他刻意反复以“Xiānggǎng”取代“Hong Kong”，仿佛单凭普通话读音，便足以证明香港已被改造、稀释，甚至失去原有面貌。这种写法表面上似是文化观察，实际上带有明显政治暗示。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香港，其名称从来不是外来符号。普通话、广东话、英文、普通法、国际金融、中国主权与本地生活经验，早已在香港历史中交织并存。把一座城市的身份简化为发音问题，甚至把普通话塑造成衰落象征，并非严谨评论，而是以语言包装政治情绪。对香港而言，这种写法既不准确，也欠公允与尊重。

所谓香港已变成“另一个中国大城市”的说法，更经不起制度事实的检验。香港仍是单独关税地区，港元仍与美元挂钩，资本仍可自由流动，法院仍适用《普通法》。其上市制度、披露规则、会计准则、公司管治及监管架构，均与内地市场有明确分野。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仲裁、航运、法律、会计及其他专业服务，亦持续支撑大量跨境和国际交易。这些不是抽象优势，而是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日常运作基础。判断一座城市是否仍具国际功能，不能只看街上多了哪种语言，或其政治面貌是否符合外部想像。关键在于制度能否为资本、企业和法律关系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安排。从这一点看，香港从来没有因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而失去自身制度特性。

资本配置逻辑并未改变
香港别具融通国资价值

罗奇把香港重返全球新股集资重地，解读为依赖内地企业和国家政策，这是误解了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金融中心的价值，本来就在于中介资本、配置风险、提升定价效率，并连接企业融资需求与投资者信心。美国纽约吸纳全球企业上市，不会因此被指欠缺自身价值。英国伦敦服务海外发行人，不会因此失去国际地位。新加坡承接区域资金，也不会被贬为附属平台。香港的优势，正是能把中国企业的增长潜力，转化为国际投资者看得明、估得到、买得入、管得到的金融产品。内地企业选择香港，不是香港失败的证据，而是市场对其制度、专业服务和平台功能的认可。只要香港仍能吸引发行人、投资者、投行、律师、会计师、评级机构和基金经理参与，它便仍具备金融中心的实质功能。

至于中央政府及国家政策对香港的支持，不应被简化为“人为托市”或“失去自主”。任何重要金融中心都不可能脱离国家能力而独立存在。华尔街有赖美国联储局、证券法、财政政策、美元体系及美国全球影响力。伦敦长期受惠于英国法律信誉、中央银行制度、税务安排及外交网络。新加坡的崛起，亦与国家规划、清晰监管及高效执行密不可分。唯独香港被要求远离自身国家的政策支持，才算“真正国际化”，这种标准绝不客观。若国家把流动性、上市资源、人才政策、创科机遇及基建联通配置到香港，合理结论不是香港已经完结，而是香港仍具不可替代的战略位置。国家能力与国际功能并非对立，关键在于香港能否把国家机遇转化为市场规则下的制度价值。

摆脱西方政治标签绑架
专业检验司法回应质疑

对法治的批评，应回到专业分析，而非停留于政治标签。任何成熟司法管辖区，都会透过法律维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机密资料及宪制稳定。真正需要检视的是，法律是否由法院依程序执行，当事人是否可由律师代表，裁决是否建基于证据、法律理据、书面判词及上诉机制。香港仍具备这些基本元素。外界可以批评个别案件、刑罚轻重或立法选择，但不同意某些结果，并不等于整个法律制度已经崩塌。若合同仍可执行，商业纠纷仍可审理，仲裁裁决仍受尊重，国际交易仍采用香港法律，则断言香港法治已不复存在，便需要比政治不满更扎实的证据。法治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由外部舆论按喜恶认证，而是一套可观察、可检验，并在日常案件中持续运作的制度安排。

海外法官离任固然值得关注，但不应被视为香港司法制度的最终判决。个别法官离开，可能涉及良知、声誉、政治压力、个人判断、年龄因素，或对公共环境的不同理解。这些决定可以尊重，但不能抹去香港法院每天仍在处理合约、信托、破产、航运、商业争议、家事、刑事程序及行政覆核等案件。司法制度的生命力，不只取决于几位海外名人的去留，更取决于日常案件能否依程序推进、裁决能否提出充分理由，以及市场能否获得可预期的法律后果。若香港司法功能真已全面失效，国际商业社会的撤离速度和幅度，理应远比现实更剧烈。把个别象征事件直接推论为整体制度崩溃，既忽略法律系统的多层结构，也低估本地法律专业和司法程序的持续能力。

超越静止照片视角
自信城市不惧改变

人口和语言变化，不应被草率解读为城市消亡。香港历来就是人口流动之地，不同年代的移民、商人、难民、专业人士、学生和企业家，都曾改变这座城市的口音、生活方式和商业网络。今日听到更多普通话，不代表广东话消失，也不代表香港精神被取代。城市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维持某种纯度，而在于吸纳新力量、重组旧资源、创造新功能。广东话仍是香港生活的重要部份，承载家庭记忆、社区情感、大众文化和日常幽默。但香港的未来不能建基于排斥新声音，更多内地专业人士、学生、投资者和企业来港，反而会令香港制度在更大市场中被使用、检验和延伸。真正有信心的城市，不会因多一种语言而失去自己，也不会因更多人进入而丧失性格。

更深一层看，罗奇所怀念的“旧香港”，或许只是某种过时的外部想像。早在2019年之前，香港已面对全球金融格局重组、深圳崛起、内地资本市场发展、中美竞争加剧、供应链转移、科技产业变化，以及本地经济结构固化等挑战。即使没有近年的政治争议，香港也不可能停留在上世纪末的模式。低增长、高楼价、产业单一、青年向上流动困难、创科基础不足，早已是香港必须正视的深层问题。负责任的分析，应追问香港如何在新形势下重建优势，而不是把任何转型都说成终局。拒绝变化的城市，只会成为怀旧标本；能把变化转化为制度功能的城市，才有资格继续成为国际焦点。

拒绝西方傲慢定义
稳居重要城市前列

因此，评价香港前景，不能只凭情感上的失落，也不能把“不再像从前”等同“已经失败”。城市发展从来不是一张静止照片，而是持续调整的过程。香港今日确实面对不少挑战，包括经济结构更新、人才竞争、财政压力、国际舆论、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社会信任重建。承认问题存在，并不等于接受“香港已完”的结论。正因挑战真实，评论更应分辨哪些是周期性困难，哪些是结构性调整，哪些是制度优势仍可发挥作用的空间。把所有问题一概归结为政治衰落，既无法解释香港仍然运作的部分，也无助判断香港下一步如何改善。

罗奇当然有权批评香港，但香港同样有权拒绝被居高临下的傲慢语调定义。香港不是西方评论者手中的“紫砂茶壶”，不是只有符合昔日想像才值得肯定的城市，更不是一旦更清晰呈现中国属性，便失去国际价值的地方。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所谓“旧香港”是否已经完结，而是有些人始终不愿承认，香港可以在中国主权之下，继续以法律、金融、专业服务和城市韧性稳居世界重要城市前列。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罗奇文章此“患”甚深，着实令人失望。惟愿日后西方评论香港时，能多一分平等与尊重，也多一分对事实的细致理解。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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