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麟专栏

“Save Lily”与“Save Danny”事件发展至今，已从一宗疏忽照顾儿童案，演变成一场奇行父母与政府在法律、医疗、社会福利等多个层面的全面对弈。被舆论形容为“非常父母”的曾伟邦及关佩仙，以极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每过几天又有新猷，持续挑战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

面对这对系统性对抗体制的父母，特区政府使出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将所谓“质疑”逐一拆解。今次“非常父母”为幼子Danny申请人身保护令，直指社会福利署（社署）虐待与羁留Danny，行为令人咋舌。

政府出发点在于“保护儿童”

法庭早前因应社署申请，颁布为期三年的保护令，期间Danny交由社署看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多次强调，社会福利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建基于男婴的最佳利益，旨在为其成长提供最好环境”。

将男婴Danny交由社署安排的留宿幼儿中心照顾，就连孙玉菡也直言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抉择”。然而，专业人士一致认为，此个案已涉及父母对男婴的疏忽照顾，Danny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

至今，“非常父母”仍然未明白，法庭也好、政府也好，并无任何意图去抢夺其儿子以达至“惩罚父母”的目的。政府的出发点在于“保护儿童”，这个正当性来源在法律和道德层面，法庭与政府都完全站得住脚。

父母以“伪科学”指控专业判断

该对父母多次公开指控社署“虐待”Danny，“虐待”行为包括：对有湿疹的婴儿使用湿疹药膏、违反意愿强迫接种疫苗等。其父曾伟邦声称，院舍医生建议用药膏“可能”会导致婴儿有毛囊炎，希望以橄榄油代替。

笔者也有幼儿在家，日常亦有关注育婴资讯，对曾伟邦的“神思”不禁哑然失笑。认真查阅网上资讯后，先从网上见到十年前一则本地新闻《初生B涂油 或损皮肤防御功能》。怕是媒体误报，笔者花了点时间追查典出何处，找到该份研究的源头论文——2016年3月发表于《Acta Dermato-Venereologica》的《Olive Oil, Sunflower Oil or no Oil for Baby Dry Skin or Massage: A Pilot, Assessor-blind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the Oil in Baby SkincaRE [OBSeRvE] Study)》。论文摘要大致指出：研究探讨新生儿使用橄榄油或葵花籽油的皮肤效果，115名足月儿随机分为橄榄油组、葵花籽油组及无油组，每日涂抹两次，为期四周。结果显示，用油组皮肤水分显著增加，但脂质层结构改善较无油组差；经皮失水、pH值及红斑评分无显著差异。该研究属先导试验，建议在进一步研究前，对新生儿用油应持谨慎态度。换言之，“非常父母”所谓用橄榄油代替药膏的做法，在现代医学上未能证明其为更优方法。曾氏之言论，可谓是“敌科学”。

另一个“指控”涉及Danny母亲关佩仙，她指每周仅可探视Danny一至两次、每次约一小时，影响母乳喂哺。政府对此的应对策略是以专业医疗判断回应个人主观诉求。孙玉菡表示，社署在决定过程中已考虑父母的意见，包括他们能否履行承诺。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对父母过去既无提供联络办法，也未能就政府要求的资讯拿出“真实凭证”，令政府“没法放心”他们能妥善照顾男婴。

滥用法律武器挑战保护令正当性

法庭颁令将婴儿交由社署或收容所看管后，婴儿的日常照顾及重大医疗决定（如是否接种疫苗），已经改由社署署长或法庭依据“儿童最佳利益”来审批。这本属父母应有的照顾权力，然而该对父母无法保障婴儿的福利，使其健康存在严重威胁。由法庭判予社署的监护与照顾权，法理情三者俱全。专业医疗团队的判断，亦理所当然可以取代父母的“个人偏好”。

该对父母不甘被动，入禀高等法院为Danny申请人身保护令，要求接儿子回家。他们引用《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3条及第10条，指控社署“虐待”及“任意羁留”Danny。这一招看似具“杀伤力”，试图以法律武器挑战政府的保护令正当性。他们还指出，在之前的保护令聆讯中，Danny“没有代表律师”代表意愿，质疑审讯不公。

事实胜于雄辩，政府多次通过媒体公开解释立场，先强调“从来我们都认为小孩最好由父母照料”，但“一定有些让我们更担心的事情”才建议发出保护令。这种有温度且有理有节的说法，早已获得社会共识与认同。而且，政府一切行事都没有离开事实与法律本身，所有行动均依法且为了儿童福祉。保护令的颁布经过法庭审慎裁决。即使父母不断利用媒体放大事件，于法理上根本无法撼动政府照顾男婴的合理性根基。

“用政府资源打政府”实属刁民逻辑

这场“对弈”的本质，源自该对父母一方充满内在矛盾、以自我为中心的荒谬逻辑。明眼人一看就很明白：Danny当初为何会落入社署手中？是因为父母在家分娩后拒绝为儿子办理出生证明、拒绝接受DNA测试、拒绝配合政府部门的基本要求。一个连儿子身份都拒绝确认的父母，反过来指责政府“虐待”，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在于：明明是他们亲手将儿子送入了政府的监护范围，然后指控政府不该“手伸过长”代为监护。

请留意，这不是“政府”强抢婴儿，而是“法庭”颁下保护令，其正当性基于跨专业团队确认的五项潜在风险：该对父母的长女Constance出生不足一个月死亡、次女Lily因疏忽照顾被瑞典当局接管、在家分娩后未有带Danny做健康检查、家庭缺乏支援和固定居所、父母初期未有与相关政府部门合作。

一个已有数次失败纪录的家庭，凭什么要求法庭与政府无条件信任他们有能力有效照顾男婴？既要否定政府的专业能力，又要依赖政府的制度来解决问题——这种“用政府资源打政府”的双重标准，即“我需要你时你就是救助者，我不需要你时你就是虐待者”，这等刁民逻辑又是在哪一个时空之下能够成立？

别把“监护权”当作“所有权”

早前笔者已见网民在网络平台上笑问：该对父母如何得知Danny的意愿是“食人奶”而不是“食Pizza”？今次所谓“代为申请”人身保护令，仍然可见该父母并无将照顾责任理解透彻，更像是一种“所有权”争夺的思维，仿佛婴儿只是一件可供他们全权处置的私人物件，并将他们口口声声所讲的儿童权利旁置了。

一事还一事。在这场意识形态的对弈中，该父母绝非纯粹无知；最令人心寒的，是他们具有以偏盖全的不足认知，又有冷酷的狠劲，试图用香港的司法制度、用社会的资源、用纳税人的钱，去对抗政府、对抗制度、对抗社会，然后在可预期的失败后，继续指控所有人都对他们和Danny施加迫害。

面对这场由“反社会非常父母”单方面制造的闹剧，我由衷乐见法庭与政府双方都在履职尽责，保护一个无法自保的婴儿远离荒谬。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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