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这座城市对“品牌”二字，有种近乎信仰的执着。当教育被放进“品牌”的框架里加工、包装、出口，它究竟还是不是教育，已经没有人追问了。特区政府近年积极对外推销“留学香港”品牌，政策话语里堆满了“国际教育枢纽”、“区域教育中心”的亮丽词汇。然而，如果剥开这层修辞便会发觉，整件事的底层逻辑，与其说是为了栽培人才、贡献社会，更像是为一个长期缺氧的房地产市道，接上一根新的输血管。

教育成为可买卖的“商品”

这不是阴谋论，而是一场静悄悄的制度套利。教育品牌化的真正经济功能，是吸引更多非本地学生源源不绝地来港，从而制造稳定而庞大的居住需求。需求撑起租金，租金撑起楼价，最终撑起那不可动摇的地产神话。而这个神话的吊诡之处，在于它甚至不惜挪用本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资源，把一切空间都转化为服务地产循环的燃料。

先看教育那一端。任何严肃对待教育的人都知道，教育的本质责任是培养具备独立思考、人文关怀与社会承担的公民，是为了改善社会、推动文明。一旦把它等同于“品牌”，教育便从公共使命降格为可供买卖的服务商品，变成某种精致化的旅游项目，吸引消费者前来体验、消费，然后离开。这条路，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已经走了至少20年。英国把高等教育彻底产业化，大学为了争取国际学生而进行军备竞赛般的校园建设与市场营销，结果是学费飞涨、教师工作量暴增、教学质素停滞，学术职位变得愈来愈不稳定。教育成了一门赚取外汇的出口产业，但英国本土教育没有因此变得更深刻、更公义。

香港恐怕正在复制同一条路，甚至做得更为急功近利。所谓“教育品牌”，很大程度是靠钞票“买”回来的。高调以天价薪酬挖角诺贝尔奖得主、国际知名学者，短时间内为大学镀上一层亮眼金漆，却吝于长期深耕自家学术土壤，培养本土的顶尖研究人才。这是品牌营运的逻辑，不是办教育的逻辑。

更令人不安的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香港的大学教员薪酬水平高踞全球前列，有研究指出比日本高出三至四倍。那边厢，幼儿教育、特殊教育、基层学校的支援却长期短缺，前线教师燃烧殆尽。我们把最丰厚的资源集中堆叠在金字塔尖，让几间大学以夺目数据支撑“国际排名”，而社会最底层的教育根基却乏人灌溉。这不像一个有心培育下一代的社会，倒像一间倾尽财力打造门面、力求吸引顾客上门的企业。

奢华“生意”最终指向地产

香港的大学宿位严重不足，非本地学生涌入，自然会流向私人住宅市场，成为租金与楼价的刚性支撑力量。更值得深思的是，香港的㓥房问题缠绕多年，数以万计的基层家庭蜗居在不人道的环境之中，政府却始终拿不出彻底解决的决心。与此同时，市区不乏空置的酒店和闲置空间——疫情之后，酒店业一度萧条，社会上早有声音提出将部分酒店改装为过渡性房屋或替代㓥房的廉租单位，让基层家庭能够以合理租金获得有尊严的居住空间。这本来是一个可以在短中期内缓解住屋痛苦的务实方案，成本远低于大规模造地，见效更快。

然而，这些珍贵的现成空间资源，并没有优先流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㓥房问题，反而被迅速吸纳进“教育品牌”的宏大叙事之中。一幢幢酒店被整栋改装为“学生宿舍”，瞄准的客群不是饱受居住煎熬的本地基层，而是从外地来港就读的非本地学生。从市场角度而言，这或许是酒店业主止损套现的理性选择；但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这无异于一场沉默的资源掠夺——社会最匮乏的居住空间，在㓥房问题尚未获得真正解决之前，就被悄然挪用为服务教育品牌的地产资源。㓥房户的困境仿佛从未被真正看见，政策优先序告诉我们：吸引学生、支撑租金，比让基层市民有瓦遮头更重要。这不是解决社会问题，而是让地产循环吞噬了本该属于弱势群体的喘息空间。

地产导向扼杀其他产业生存

沿着大学周边，无论是西环、沙田、将军澳还是屯门，大学扩张总与豪宅项目如影随形。一个个标榜“毗邻高等学府”、“尽享书卷气息”的楼盘拔地而起，教育品牌在这里的角色，不是启迪心灵，而是为地皮赋予文化溢价，让钢筋水泥沾染一点知识的光晕，从而卖得更贵。高地价政策之下，房地产早已“大到不能倒”，任何可能动摇楼市信心的政策方向都要悄悄让路。教育品牌恰恰提供了一个几近完美的包装：既可说成是推动知识型经济转型、配合国家发展大局，又能确保在人口老化、青年人口下降的趋势下，依然有稳定的居住需求支撑资产价格。换言之，教育成了地产的挡箭牌，以及一座城市自我延续的房产神话。

但这种将一切社会资源导向地产的发展模式，正在窒息其他产业的生存空间。香港的租金占营商成本的比例长期偏高，食肆、中小企、文创工作室、初创企业无一不被高昂租金压得喘不过气。试想，如果香港的租金水平能够下调一半，凭借每年近5,000万人次的庞大旅游流量，必然会吸引更多经营者放心投资：更多特色餐厅、社区小店、深度文化体验、夜间经济、以至与旅游结合的工艺与创意产业，将会焕发蓬勃生机。

同样，较低的租金门槛也能让年轻人敢于创业，让小型科技公司有余裕投入研发，让整个经济结构慢慢长出其他支柱。然而现实恰恰相反：土地资源分配极度倾斜，政府并没有清晰区分哪些土地该交由市场主导，哪些土地必须策略性地配合产业政策，以低廉成本提供予创科、文化、农业、体育等需要长期培育的界别。结果便是，寸金尺土上，只有能够支付最高地价的住宅发展能够不断复制自身，其他一切价值都只能退让。

千万别让教育品牌变成泡沫

新界北面大片土地被规划为“大学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浮现的想像。表面上是扩充高等教育容量，呼应“北部都会区”的宏大愿景。但在香港和内地青年人口持续下跌、出生率屡创新低的今天，不断兴建大型大学城，真的只是为了教育吗？任何一个冷静的观察者都不难看见，历史上的大学城模式，无论在沙田还是邻近城市，周边无可避免地会衍生一浪接一浪的房地产开发。校园与楼盘彼此共生，学术塔尖最终变成了景观溢价的保证，而所谓的“大学城经济”，说穿了不过是房地产盛宴的另一种请帖。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个以“教育品牌”驱动的发展模式，其生源基础本身正在加速流失。全球少子化趋势已成定局，中国内地的出生率近年急剧下滑，2022年全国新生儿数字已跌破千万，预计五年之内，高等院校适龄入学人口将出现断崖式下跌。香港此刻大举扩张教育容量、兴建大学城，恰恰选在了一个需求即将收缩的周期高峰。五年后，当内地生源大幅减少，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竞争又日益激烈，这些为“教育品牌”而设的宿舍、校园和配套设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过度建设的泡沫？政策制定者似乎没有认真面对这个迫在眉睫的人口真实，而是选择沉醉于品牌扩张的短暂繁荣之中，把未来的风险悄然转嫁给下一代。

政府此刻最应该做的，与其花费天文数字公帑打造一个五年后生源成疑的教育品牌，不如将资源投入到更具长远意义的社会工程：鼓励生育。而要让香港人愿意成家立室、生儿育女，最根本的条件就是释放土地资源，压低居住成本，让年轻夫妇看得见拥有安乐窝的可能。这就要求政府有大决心打破高地价循环，同时大幅度增拨资源到幼儿教育，建立完善且可负担的托儿体系，让生育不再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是可以被社会共同承托的选择。一个社会是否真正重视教育，不该看它建了多少座大学城、招了多少非本地生，而该看它如何对待最年幼的公民，如何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公平的起点上成长。

大学课程与产业严重脱节

然而，香港的教育品牌化，不仅没有让教育变得更深刻，反而在学术品质上出现令人忧心的稀释。香港真的达到英美水平了吗？不少家长花费巨资让子女攻读的硕士课程，其实充斥着大量巧立名目的“水份课程”。随机走进任何一间大学的课程手册，不难发现五花八门的授课式硕士项目：林林总总的商科管理课程、大量挂着“人工智能”、“艺术科技”、“创意媒体”、“文化管理”等时髦标签的学位。但只要稍加审视，便会发现许多课程的师资背景与课程内容，其实和真正的产业实践严重脱节。

以“艺术科技”为例，这本来是一个极需动手能力与技术底蕴的跨界领域，它需要的是懂得技术、熟悉硬件、能够将创意落地的技工和创作者，需要的是真正有实践经验的导师带领学生在工作室里反复试验，而不是坐在讲堂里听理论、交论文、拿学位。市场上对这类具备实战能力的人才极度渴求，但大学开设的相关课程，毕业生往往既不懂技术操作，也不具备独立创作的能力。这些课程的存在，说穿了是大学为了“追数”——追收生人数、追学费收入——而快速推出的商品，学术把关沦为形式，教育变成了一张镀金的证书交易。

这是正常的吗？是好的吗？我们为甚么不可以用同一片土地，去发展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农业试验区，为城市留下一点粮食安全与生态教育的根？为甚么不可以用宽裕的土地和创新的批地方式，吸引高增值、低污染的精密工业或绿色科技产业，让年轻人有工程与技术上的一流事业可追？为甚么不可以规划一个结合自然村落、湿地保育、文化旅馆与匠人工房的深度文化旅游带，让近5,000万旅客有理由留下来，不止是匆匆购物，而是静静生活几日，理解一个不一样的香港？为甚么不可以把那些空置的工厦、酒店，先改装成基层家庭能够负担的过渡性住房，让㓥房户看见一线生机，再谈其他？——这些问题，在地产逻辑主宰一切的结构里，注定无人认真回应。因为只要地价不能下跌，只要卖地收入依然是政府财政的命脉，任何不产生立即巨额土地回报的想像，都会被视为浪漫的奢侈。

这便是香港面对的深层困局：㓥房未解，空间却率先让位给学生宿舍；本地生育率崩跌，却仍大兴土木兴建大学城；课程内容日趋空洞，却继续以“品牌”名义对外招揽。教育被压缩成品牌，品牌被用作吸引住屋需求，住屋需求支撑起整个地产循环，而这个循环又挤出其余一切产业所需氧气。大学体制不是公司，但其运作逻辑却愈来愈像地产项目的配套设施，其课程体系愈来愈像为了维持现金流而设计的商品目录。

香港需要重新界定教育角色

要走出这困局，需要很不一样的勇气与想像。认真地重新界定教育的公共角色，拒绝将它纯粹视为推动经济、支撑楼市的工具，把资源公平地投放到从幼儿到高等教育的每个环节，让校园成为思想与人格成长的场所，而非地图上推高周边楼价的标记。

更根本的，是诚实地面对土地正常规划的问题：承认高地价政策已经对香港的产业多元和民生福祉造成制度性伤害，以政策工具将一部分土地和空间从纯粹的市场竞价中解放出来，优先解决基层住屋需要，然后拨给农业、创科、文化、体育与社区营造，让不同价值有机会在城市里生根。同时，重整高等教育的课程监管，杜绝那些纯粹为追逐收生数字而开设的“水份课程”，让学位重新对得起学位这两个字。

届时，教育品牌这四个字，才有可能褪去那层镀金的外衣；大学城周边的土地，才不必注定只能长出另一排豪宅；那些被改装的酒店，也不必在㓥房户仍在苦等之时，率先迎来拉着行李箱的国际学生。也许到了那一天，我们才能够重新相信，一座城市最重要的资产，不是楼价指数，而是人在这里学习、生活、创造、彼此照亮的可能性。教育若回到这样的本位，地产便不再是一座困住所有人的围城。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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