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Kenson Yeoh

近期，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在马来西亚引发热议。一副从中国包邮到马来西亚的耳机只需2.63令吉（约5.05港元），部分日用品比本地商店便宜近八成，被当地商家讽刺连棺材也能跨境包邮。对不少消费者而言，即使商品偶尔货不对办、品质一般，只要价格够低仍“值得一试”。社交媒体上甚至有人直言，不要再让本地商家如同“吸血鬼”般利用拼多多赚取高价差。当地零售业者则认为，跨境平台以超低价直接连接中国工厂与马来西亚消费者，但本地商家承担的运输、仓储和营运成本很难压到同一水平。一旦数令吉包邮成为消费习惯，受到影响的就不只是个别商店，原有的批发和零售体系也可能被重新洗牌。

利益争议不是道德问题

拼多多争议远远不只是一次价格战，还隐含着东盟国家愈来愈常见的话题——如何看待中国。近年，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角色正从投资者、承包商和供应商，逐步延伸至电商、汽车和消费市场。当外资开始直接与本地企业争夺同一批顾客，东道国看待外资的方式自然也会有所改变。

争议升温之际，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商处公使衔参赞孙淑强公开回应，认为企业应顺应市场规律，以开放心态面对竞争，并称国际合作不应“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同时提到，中马合作建立在互利基础上，不宜一方面享受合作成果，一方面又抱怨中国企业。

这番话已令原本围绕价格的商业争议添加了政治色彩。雪州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呼吁政府加强管制拼多多；公正党务边国会议员陈家兴要求在建立更完整的跨境反倾销制度前暂停拼多多营运，也提及应从应用商店下架它。到了8月，拼多多和Temu对当地中小企业的影响也正式进入国会讨论。目前马来西亚政府并未直接把低价等同于“掠夺性定价”，但强调会着手调查成本和补贴方式，并将在近期提呈新的电子商务法案，重点处理海外平台在马来西亚没有实体时的责任和执法问题。而在民间，能观察到许多对华中立的本地人认为“吃肉骂娘”的说法暗示中马合作不对等，对有关论述表达了不满。

其实马来西亚对境外电商的监管改革早于此次争议。早在2022年，政府便修改低价跨境商品的税务制度；自2024年1月起，售价不超过500令吉（约960港元）的海外网购商品统一征收10%销售税，达到销售门槛的境外卖家也需要向海关注册，以缩小海外电商与本地商家之间的税负差距。换言之，拼多多所引起的争议让跨境电商的监管与本地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放大。“吃肉骂娘”论引起的争议正在于此，毕竟在大部分本地人看来，中马经贸往来是一笔双方均有收益的生意，根本不存在谁给谁一碗饭的问题。

商家对竞争提出质疑，政府重新订立规则，本来就是市场扩大后正常出现的利益调整，把这些反应理解成“不知感恩”，商业问题便很容易被转化成身份政治，对中国不利。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主席扎富睿（Tengku Zafrul bin Tengku Abdul Aziz，曾译东姑·扎夫鲁）也直接指出“中国企业进入”已成本地民众较为关注的议题之一。追根究底，当中资“热钱”快速进入马来西亚市场，被急速改变的竞争生态必然萌生政策问题。

东盟开始设定市场边界

拼多多在马来西亚遇到的阻力并非孤例，中企热钱进入印尼、越南和泰国后都曾导致当地调整政策。2023年9月，印尼政府禁止社交媒体平台直接从事电商交易，TikTok Shop一度被迫停止服务，其后透过收购本土平台Tokopedia重新进入市场。翌年，印尼又在Temu尚未形成规模前要求Google和Apple阻止其应用程式上架。时任通讯部长布迪（Budi Arie Setiadi）公开表示，Temu让消费者直接连接中国工厂的模式属于“不健康竞争”，政府要保护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即使Temu考虑通过投资本土平台进入市场，也可能受到限制。

越南则从注册和税务入手。2024年，越南政府要求Temu和Shein完成本地注册。然而，Temu未能在期限前完成程序后被暂停营运。同期，越南国会通过要求外国电商平台缴纳增值税的修法，政府也着手取消价值100万越南盾以下进口商品自2010年以来享有的免税待遇，提出的理由同样包括深度折扣、假货风险以及本地企业面对的不对等竞争。

泰国面对的则是另一种问题。过去数年，泰国以补贴和税务优惠吸引中国电动车企业设厂，BYD、长城、长安、哪吒等企业累计投资超过30亿美元。到2025年，中国电动车品牌已增至18个，部分品牌降价超过20%。泰国2024年汽车内销下降26%，跌至15年低位，汽车出口亦下降8.8%；市场低迷本身与信贷收紧等因素有关，中国品牌快速增加的产能则进一步加剧价格竞争。当前，泰国传统汽车市场已出现减产，部分零部件企业关闭；廉价中国商品对家具、电子、服装、汽车和钢铁等行业的压力也在增加。

上述政策并不能简单总结为东南亚开始“反华”。本质上是东南亚面对中国企业愈来愈深入本地市场后，东道国对外资进入方式和本地利益必须进行的调整，否则他们将会失去人心。

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4.3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8.2%。“中间产品”（Intermediate Products）仍是双边贸易主体，新能源汽车、电池等制成品则加快进入东南亚市场。原有的产业链合作之上，开始叠加愈来愈明显的本地市场竞争。

从进入市场到融入市场

回到马来西亚，2026年实施的新投资激励框架，不再单纯以投资规模判断项目价值，当地就业、供应链联系和人才培养都被纳入评估。政府关心的问题已从“有多少投资进来”，逐步延伸至这些投资最后能为本地留下甚么——慢慢开始更重质而非量。

拼多多争议必须要被慎重处理的原因，在于它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大型基建、工业园或制造业投资，往往能以工厂、就业和产能来说明合作成果；可跨境电商带来的收益则首先体现在更低的商品价格，受到压力的却是本地零售、分销和中小商家。当外资对本地经济的影响愈直接，社会对其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自然也会越细。而这，正是东盟对华经贸关系正在出现的新特征。中国企业已深入东盟，那么双方关系更难用投资额和贸易额衡量。市场准入之后，还有就业、产业、消费者利益与本地企业生存空间等更具体的问题。这些争议未必意味着合作降温，反而说明中国资本已从“外部投资”传统进入当地经济内部，是深度经济合作的表现。

深度融入后，市场准入已不是唯一问题，企业在当地经济中的位置也会受到更多检视。拼多多在马来西亚引起的争议，正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缩影。若仍以“吃肉骂娘”理解这些反应，就容易把正常的反应及利益调整看成对中国的忘恩负义。这种“施惠者心态”容易引起争议，因为东盟国家欢迎中国投资也不代表要放弃保护本地利益，中国企业获得东盟市场，最好的方法是让东盟国民认为这是对等且友好的合作关系，而非施恩。如何定义有关关系，其实决定下一阶段中国与东盟合作的质量。而随着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正式在8月11日开幕，港马合作进入新阶段，香港各方也不妨从拼多多的案例中理解本地人的需要、感受，确保港马合作在将来不会陷入一种“吃肉骂娘”的争议。

作者Kenson Yeoh是“思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马来西亚人，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与南亚东南亚学院马来语专业讲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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