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海明察｜梁海明

阅读拙文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两组数字：非洲拥有全球增长最快的移动互联网市场，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望为非洲经济贡献约2.9万亿美元；但非洲的人工智能人才只占全球约1%，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仅占全球0.03%。需求与供给之间这个巨大的落差，正是“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的空间，也是香港的机会。

联系人赚佣金，合伙人要赚股权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9月9日至10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年论坛的背景值得留意：科技创新合作正取代传统基建、贸易等领域，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最强劲的引擎，国家已明确继续深入落实“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推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如果“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每年都只是讨论老旧的合作内容，相信大家会厌倦。对香港而言，问题很实际：当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从修路架桥变成联合研发、技术转移和规则制定，香港过去以融资和专业服务为主的参与模式，还够不够用？

过去几年有留意笔者专栏的读者，相信会估到笔者的答案，那就是不够用，香港需要升级，而且要讲清楚升级的层次。

本港过去讲“超级联系人”，做的是促成交易、收取服务费的生意；近年讲“超级增值人”，强调不止撮合，还要为合作项目注入技术、标准和人才，提升项目本身的价值；而笔者认为，香港最终要做的是“超级合伙人”——在多边合作框架中整合优势资源，在全球创新治理中构建规则、输出能力，投入资源、共担风险、参与制定规则，从合作的长期收益中分成。

过去香港更多凭资金和专业服务“入场”，项目落地后便“离场”；“超级合伙人”则要求全程在场，从规则制定、技术转化到人才培养、成效评估，每一环节都要深度参与并创造增值。简单说，联系人赚的是佣金，增值人赚的是服务费，合伙人赚的是股权，三者是参与深度的递进。

技术和经济邻近性成为科技合作核心

要判断香港能否走到第三步，须回答三个问题：市场在哪里？障碍在哪里？香港能补上哪一块？

市场在哪里？从区域研究的角度看，至少以下三个市场的需求已经明确，且各有特点。

其一，东盟的合作框架最为成熟，政策体系日趋完善并走向量化。《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2030）》清晰列出了未来五年40多个领域的合作任务，重点是打造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并在双方商定的重要领域推动科技研发、应用、商业化及技术转让。

笔者从事“一带一路”研究，过去10年多次实地考察了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这些亲身经历让我对东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直观感受。实际上，在此前的行动计划中，中国已提出向东盟提供1,000项先进适用技术，5年内支持300名东盟青年科学家前往中国交流，这些合作已进一步扩展到材料、量子、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

其中，中国中车在泰国的案例尤其值得研究者注意。该案例从共建铁路联合研究中心启动，以本土化制造、采购、用工、维保、管理的“五本模式”实现落地，并帮助泰国建成其首批振动疲劳与静强度试验台，实现该国该领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这条“技术+标准”的输出路径，显示出共建国家真正需要的不仅是设备，更是技术能力的本地化转移，这与传统援助模式下单向输出的技术路径有本质区别。

其二，中亚的逻辑是创新要素互补。中亚五国拥有油气矿产、水电等丰富资源和逾8,000万人口的市场，但技术创新体系长期薄弱；中国在5G、人工智能、光伏风电、种业农机等领域优势明显。早在2022年，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申请专利就高达7,061件，共同发表SCI论文近1,000篇，合作领域从传统农业、能源拓展至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新兴方向。不过要留意一个研究细节：在中亚五国的全球科研合作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的仍是美、德、英等发达经济体——地理邻近不再是科技合作的决定因素，技术邻近性和经济邻近性才是。这意味着中国在中亚的科技合作并非“近水楼台”，仍需主动经营，也为香港发挥国际化法律、技术认证和金融服务优势留下了接口。

非洲AI算力要求低，适合技术输出

其三，非洲的机会在于数字经济。笔者曾赴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非洲多国考察，并与上述国家的总统、总理、部长和企业家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受到各国政府及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高度重视。其中，在津巴布韦的一次国际论坛上，由该国副总统率领环境、旅游与酒店餐饮业部长，工业、商业与企业发展部长等内阁部长出席，笔者发表了题为“How to promote our cooperation between Zimbabwe and China in the future”的演讲，探讨未来中津合作发展的潜力。其中，关于数字经济的交流让笔者感受到非洲在这一领域巨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企业已帮助非洲新增和升级通信骨干网15万公里，华为、中兴等企业占据非洲近70%的4G网络市场，并率先提供5G服务。早在2024年，中国就与26个非洲国家共同发布《中非数字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强调将持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而非洲人工智能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应用驱动”的路线，并不参与底层算法竞赛，而是专注将AI技术嵌入到农业、医疗、金融等具体场景中。例如，用计算机视觉技术检测作物病害，利用机器学习系统进行疫情预警等，这些应用模式对算力需求较低、见效快，非常适合技术输出的切入点。这一发展趋势也表明，中国的技术与非洲的场景需求高度契合，未来合作潜力巨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心的变化。越来越多共建国家希望搭上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快车”，多国政要认为“在技术转让方面，中国是比美国或欧洲国家更乐于合作的伙伴”，中国大模型的开源路径也让发展中国家看到低成本拥抱人工智能的可能。同时，“一带一路”教育政策已被实证显著提升共建国家的创新水平，教育、人才与科技的耦合协同，为合作筑牢了底座。香港身处“一带一路”倡议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交汇点，又有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可谓正逢其时。

非洲半数无电，大模型无法落地

障碍在哪里？机遇明确，障碍也同样明确，而且分三层，性质各不相同。

第一层是外部环境与技术地缘政治。围绕新兴技术主导权的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可细分为技术水平、技术市场和技术规范三个维度的竞争。美国以保护主义维系技术优势，欧盟“全球门户”倡议将1500亿欧元投向非洲并附带欧洲技术标准，试图在规范层面放大“布鲁塞尔效应”；西方舆论还不时操弄所谓“数字威权主义”叙事，刻意抹黑正常的科技合作，直接擡高合作的政治成本。与此同时，部分共建国家也有自身顾虑：担心中国产业升级冲击本地市场，关注合作政策的连续性，认为一些合作倡议“上易下难”——理念清晰，但缺少可操作的落实方案。

第二层是共建国家创新生态的结构性短板。非洲互联网普及率仅38%，数据中心不足全球总量的1%，约一半人口缺乏稳定电力——大模型训练所需的高强度算力，在多数非洲国家没有落地的物理条件；非洲仅拥有全球约1%的人工智能人才，非洲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只占全球的0.03%，且普遍缺乏专门的人工智能立法，数据治理规则碎片化。中亚的问题是知识产权制度尚不健全，科研设备跨境审批繁琐，科技合作明显滞后于经济合作。东盟内部则是各国科技基础差异悬殊，政策落实的均衡性、评估反馈机制和多元主体参与均有不足。这些差距既是障碍，也标定了外部力量可以切入的窗口。

第三层障碍在香港自身，这一点本地讨论最少，但最该直面。作为金融、贸易主导的经济体，香港在金融科技、智慧城市上有优势，但在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制造等共建国家迫切需求的领域切入点不足，本地高校的产业根基和教育、研究布局尚未完全覆盖这些全球热点。只做资金和法律的转手，就永远是“联系人”、“增值人”，做不了“合伙人”。

科技竞争终点其实是标准之争

对照三层障碍，香港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超级合伙人”作用，有六件事可以做，其中几件具有不可替代性。

其一是融资。科技创新是资本密集型事业，而资金恰是非洲、中亚伙伴最稀缺的要素。香港拥有成熟资本市场、多元融资工具和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枢纽，可为共建国家科创项目提供从风投到上市的全链条服务；还可联合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大湾区资本，发起“一带一路”科技投资基金，为联合实验室、算力设施、清洁能源项目提供长期资本。科技投资周期长、风险高，一般商业资本不愿进场，香港的制度环境恰好适合做这类“耐心资本”的集散地——这是把金融优势转化为国家科技外交资源的最直接路径。

其二是科研与技术转移的全链条服务。技术转移不是简单买卖，从需求识别、技术评估、尽职调查到产业化落地，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业支撑。特区政府可推动本港大学设立“一带一路”科技创新智库，针对绿色能源、数字农业、多语言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专门研究，构建科技研究的智力枢纽；同时在该科技创新智库打造“一带一路”技术转移与交易中心，集中展示共建国家的技术需求，提供从技术评估到落地实施的全链条服务。

其三是人才，这里要特别讲本港应用型科学大学的角色。科技合作对人才的需求是分层的：联合研发需要研究型大学的科学家，技术落地则需要大量应用型、技能型人才——会操作、会维护、能将技术适配本地场景的人。本港八大院校和科技创新智库可承担与共建国家科学家交流的高端项目；应用型科学大学则应发挥职业与应用教育的优势，参考鲁班工坊模式，为中亚、非洲培养工程技术、数字技能和设备运维人才，并负责技术培训与课程本地化。

同时，香港高校可在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STEAM）等领域开发面向共建国家需求的本地化课程，把实验室设于共建国家、把课堂搬到项目现场。研究型大学解决“从0到1”，应用型科学大学解决“从1到100”，两者分工配合，才能形成完整的人才链条。

其四是标准与知识产权的“转换器”。中亚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非洲人工智能评测标准由发达国家主导，这些空白就是话语权的入口。香港实行普通法，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接轨，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享誉全球，可率先倡议统一的“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框架，在技术认证、标准互认、知识产权评估交易上发挥接口作用——帮助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出去”时对接国际规则，也帮助共建国家的产品和技术“引进来”时获得国际认可，并参与人工智能评测、认证互认的标准制定。科技竞争的终点是标准之争，这或者是香港未来最值得投入的一环之一。

其五是治理规则的对接。针对非洲、中亚数据治理碎片化的现状，香港在数据跨境流动、隐私保护、金融科技监管上的制度经验中西兼容，可牵头倡议成立“一带一路”科技治理联盟，围绕数据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算法监管构建多边框架；并以“监管沙盒”的方式，在共建国家的重点场景做有限范围的试点，测试创新产品、积累风险评估数据，再逐步推广。这种“试点—评估—推广”的路径，比一次性输出整套规则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接受能力。

其六是评估与传播。对西方抹黑叙事最有力的回应是可核验的事实。香港国际媒体资源丰富、舆论生态多元，可把中国与共建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惠及民生的故事讲出去、传开去。同时，建议特区政府考虑同本港大学共同成立“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成效评估中心”，动态监测项目运行效果并滚动优化，从而把高峰论坛从两天的项目洽谈会，升级为成果展示窗、规则讨论场和全年运转的评估平台，让香港的平台价值延伸到会期之外。

香港缺的是机制和决心

回到开头的两组数字。落差是机会，但只有能弥合落差的人才能分享机会。“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进入下半场，比的不是谁认识的人多，而是谁能解决真问题：谁提供耐心资本，谁转移适用技术，谁培养本地人才，谁制定通行规则。联系人介绍双方认识，增值人为项目加分，合伙人则与技术转移方、共建国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共建规则。香港有资本、有制度、有国际信誉，缺的是长期投入的机制和补齐产业短板的决心。要真正发挥新角色，特区政府需要主动要求中央政府赋能，不仅在资源分配、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上，更需要在外交与科技政策领域获得相应支持，深化合作话语权，拓展与共建国家的政策对接与协同机制，进一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今年9月9日，全球嘉宾将齐聚湾仔会展，这是香港向世界表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活动的东道主，而是准备升级为“超级合伙人”的最佳时机。当然，如果特首在9月16日发布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将香港角色升级为“超级合伙人”，那就更令人期待，也能为香港未来的角色定位提供清晰而长远的指引。

作者梁海明是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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