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豪教授专栏

香港是一座高度压缩的城市。空间的珍贵，塑造了它的效率，也塑造了它的残酷。对许多居于㓥房的基层家庭而言，所谓日常生活，从来不是抽象的民生议题，而是身体对局促环境的直接承受。孩子伏在床边做功课，成人在通道与杂物之间转身煮食，家人彼此相隔不远，却往往没有真正可供安顿情绪、专注思考、安静休息的空间。当居住环境长期处于这种压迫状态，生活便很容易只剩下维持基本运作的劳累，而无法孕育对未来的想像。

“贫穷”不只是物质匮乏

近年政府推行社区客厅试行计划，为长期受困于恶劣居住条件的家庭提供较宽敞、整洁而可共享的生活空间。冷气、厨房、洗衣设备、温习桌，以至儿童游戏角落，这些看似平常的设施，对不少家庭来说都不是理所当然。社会舆论对社区客厅的肯定，多集中于它能够纾缓居住压力，减省部分生活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基层家庭长期失落的生活尊严。这些评价并没有错，只是如果讨论停留于此，社区客厅便仍然主要被理解为一种补救性的民生设施，而未被看见其更深远的社会教育可能。

这个可能，正正与当代社会的科技转型密切相关。当人工智能、平台经济与数位治理逐渐改写工作世界、学习方式与社会参与的条件，贫穷的样貌也在悄悄改变。过去我们谈贫穷，较容易联想到物质匮乏、住屋不足、收入有限，这些固然仍然重要，但若忽略数位能力、资讯接达与科技素养的落差，便不足以理解今天跨代不平等如何形成。孩子未必因为没有一部手机而被排除，却可能因为长期只能被动使用屏幕，缺乏引导、缺乏探索、缺乏可尝试失败的学习环境，而在不知不觉间被挡在未来的门外。

不少基层家庭并非完全没有接触科技。学校功课、通讯软件、网上娱乐、短视频平台，都早已进入日常生活。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接触，而是接触的方式是否足以转化为能力。假如孩子对科技的经验，长期只是滑动、观看、回应与消费，那么所谓数位接入便很可能只是最低层次的接入。他能够上网，却未必能够利用网络学习。他有机会打开一个应用程式，却不一定懂得提问、辨识、创作和协作。当社会上较有资源的家庭，已经安排子女接触编程、机械制作、数据思维、人工智能工具与创科活动，基层孩子若仍停留在娱乐性使用的层面，差距便不只体现在学习机会的多少，更体现在主体性的形成。

社区客厅不只有生活功能

正因如此，社区客厅若只被定位为提供桌椅、冷气和上网服务的共享空间，其功能便仍偏向生活补给，而未真正回应数位时代的社会排除。社区客厅的价值，不应只在于让家庭暂时离开局促的居住环境，也应包括为孩子提供一种不同于原有生活条件的学习经验。这种经验未必要以艰深知识为先，也不必急于追求可量化的技能成果。更值得珍惜的，往往是让孩子第一次意识到，科技不只是别人的世界，不只是萤幕里的消费品，也可以是自己用来理解生活、表达想法、回应问题的工具。

近年有些社区客厅开始加入三维打印设备、简单编程活动、创作工作坊，这确是一个值得留意的方向。不过，若把这种转向理解为把高科技带入社区，便容易流于表面。真正重要的，不是场地里多了多少器材，而是器材如何改变孩子与知识的关系，如何改变他们对自己能力的想像。一个长期在狭小空间中生活的孩子，平日惯于被安排、被限制，也惯于在资源短缺中降低对世界的期待。当他第一次在有人陪伴之下，把脑海中的构思转化为可触摸的物件，或者把身边某个生活不便转化为可以讨论的创意方案，那种经验之所以珍贵，并不是因为它预示着某种精英式的科技前途，而是因为他开始相信，自己不只是接受现实的人，也可能是能够介入现实的人。

让孩子相信自己也做得到

从社会工作的角度看，这正涉及一种能力建构与主体修复的历程。基层孩子在成长中往往较早接触挫败，也较容易在制度性的比较中学会自我贬抑。学校成绩未必突出，家居环境难以配合学习，父母亦未必有余力提供额外支持，于是孩子很容易把限制内化为自己的不足。创科启蒙若处理得宜，它提供的不只是一套新技能，而是一种罕有的经验，让孩子在不以分数和服从为唯一标准的环境中，重新建立好奇心，重新感受到自己可以试、可以问、可以错，也可以做出一些原本以为与自己无关的事情。这种经验对一个人自我概念的影响，往往比学会某项具体技术来得更深远。

不过，这里也需要一份节制。近年社会对创科教育寄予不少期待，仿佛只要把编程、机械人、人工智能等元素放进儿童学习场域，便自然能够带来流动机会。这种想法其实过于简化。科技从来不是中性的解药，它同样会复制不平等。若缺乏反思，社区客厅很容易在另一种语言下重演竞争逻辑。孩子被要求快速产出成果，活动被包装为亮眼的展示，机构则用参与人次与完成作品数量证明成效。到头来，原本希望打开可能性的空间，又变成另一种催迫、筛选与比较的场所。这不是社区客厅应有的方向。

科技的价值在于重建关系

若要避免落入这种工具化倾向，科技在社区客厅中的位置，便需要被重新理解。它不是教育绩效的装饰，也不应成为政策宣传中的新名词。它更像一种媒介，帮助孩子透过做中学去认识自己，也帮助不同背景的人重新建立关系。对于一些社工同工而言，科技或许并非自身受训的核心范畴，但这并不表示它与社会工作无关。相反，若社工始终只把科技视为外来专业的事情，便容易错失在数位时代重新思考赋权的契机。今天要处理的不只是物质匮乏，而是如何避免一些孩子在社会转型中再次被留在边缘。

这也使跨界协作变得格外重要。大专院校、科技企业、专业培训者与地区服务单位之间，其实存在不少尚待连结的资源。院校中的学生与教师拥有技术知识，也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空间。以我服务的香港能仁专上学院为例，早前便曾由教学人员联同义工，为社区基层人士举办结合3D打印与中国文化元素的体验活动。我们希望这类合作能以较长期、较稳定的方式进入社区客厅，而不只是停留于一次性的探访或活动，便有可能把原本较抽象的知识，转化为建基于关系的陪伴与学习。对大专生而言，这不只是服务学习，更是一种走出自身熟悉生活圈子与阶层位置的经验教育。对基层孩子而言，重要的未必只是课堂内容是否足够前沿，而是他们能否从这些接触中慢慢看见：原来知识并非遥不可及，原来专上教育与科技世界，也并不只属于另一群人。

未来不只属于别人的孩子

这种关系性的面向，其实正是社区客厅最值得保护的部分。公共空间之所以有意义，不在于它单纯承载活动，而在于它让相遇变得可能。孩子在此不只是被服务的对象，也可能逐渐成为提出问题、分享想法、影响他人的参与者。当创科活动能够从生活世界出发，例如让孩子思考㓥房收纳、长者出行、小区环境、家庭节能等具体问题，科技便不再是抽离生活的炫目语言，而是贴近社区经验的一种方法。这样的学习不是为了把每个孩子都塑造成创业者或工程师，而是让他们学会以较主动的方式观看世界，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社会政策讨论有时太急于追问成效，以致忽略一些最根本却不易量度的改变。社区客厅若要承载更深的公共意义，便不能只看它服务了多少人，也不能只看场地设备是否先进。更值得追问的是，这样的空间有没有容让孩子在局促生活之外，获得另一种时间感与可能感。有没有让家长意识到，子女的成长不只关乎学业竞逐，也关乎能否被置放在一个被鼓励探索的环境。有没有让前线同工在繁重服务指标之外，仍然守住对人的理解，而不是把一切发展都翻译成可交代的产出。

从这个角度看，社区客厅加入科技元素，重点不在于有多少新设备，而在于能否让基层孩子多一个接触、学习和尝试的机会。他们欠缺的往往不只是一件工具，而是一个可以安心探索的空间，和一些愿意陪伴他们成长的人。香港的基层儿童未必需要更多宏大的道理。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些可以慢慢累积信心的经验，一些不用急于表现、也能安心发问和尝试的时刻。社区客厅原本是城市里一个让人喘息的地方。若它未来也能成为孩子接触科技、学习创造和培养好奇心的地方，那它带来的改变就不只是生活上的帮助，更可能影响孩子如何看自己、如何想像未来。真正重要的，是让未来不只属于别人的孩子。

作者冯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协理副校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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