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彰律师专栏

多年来，国际舆论谈及本港新闻自由时，往往沿用一套相对固定的叙事框架：记者或媒体被描绘为“受压者”，北京、特区政府、《香港国安法》或其他公权力机关则被界定为“施压者”。这套叙事简明、鲜明，亦具高度传播力。然而，今次《华尔街日报》母公司Dow Jones Publishing Co. (Asia) Inc.（下简称Dow Jones）在本港法院被裁定一项控罪成立，却使这个国际舆论相当熟悉的剧本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转折。这次坐上被告席的，并非上述通常被视为“施压者”的对象，而是一家长期以“新闻自由”倡议者形象示人的美国传媒机构。

行使工会权利要先公司同意？

这宗诉讼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在于其涉及劳资争议，更在于它触及新闻工作者的结社权利。前《华尔街日报》记者郑嘉如于2024年7月遭解雇后，向Dow Jones提出私人检控。时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郑嘉如指称，公司因其参与工会事务而作出不当干预。案件涉及《雇佣条例》下两项控罪：其一，是阻止或威吓雇员参与职工会活动；其二，是因雇员行使相关权利而终止其雇佣合约。法院最终裁定首项控罪成立，次项控罪则不成立。相关判决所反映的法律逻辑并不难理解：法庭认为，公司在处理员工参与工会事务时，行为已越过法律所容许的界线。然而，就解雇决定是否直接源于其工会参与，控方未能排除合理疑点。

正因如此，本案最值得细究之处，并不在于简化为某种立场对立，而在于法庭如何区分行为与结果、怀疑与证明，以及道德评价与法律责任。郑嘉如指出，上司曾表示其参选记协职位存在问题，需要交由纽约管理层及公司律师商议，并认为其工会职务与受雇身份并不相容。裁判官在定罪理由中亦特别提到，公司要求郑嘉如在竞逐记协领导职位前先取得批准，而有关选举并非在工作时间内进行。

本案真正涉及的，并非新闻机构是否可以维持编采标准，也非雇主是否可以处理潜在利益冲突，而是雇主是否有权要求员工在行使法定工会权利之前，先取得公司的同意。因为一旦某项权利必须经由管理层批准方可行使，它便不再是一项完整的权利，而会被转化为一种可被授予、也可被收回的特许。

从这个角度观察，本案最具讽刺意味之处在于，一名记者参与记者组织的领导工作，所面对的阻力并非来自国际舆论惯常指认的“施压者”，而是来自一家享有国际声誉的西方传媒机构。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一直以新闻自由倡议者、公共权力监察者及专业独立守护者自居。然而，当这些理念回到其自身机构内部时，情况似乎远较口号复杂。倘若新闻自由只适用于媒体批评外部权力，却不适用于检视自身所行使的雇佣权力，那么它便难以称得上是一项普遍原则，而更接近一套选择性适用的价值论述。

这亦引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究竟谁有资格界定何谓新闻自由？大众谈论新闻自由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防止政府干预媒体、限制报道或惩罚言论。这固然是新闻自由的核心内涵，却并非其全部内容。记者并非生活在抽象的宪政理论之中，而是身处具体的雇佣关系之内。他们受制于组织架构，依赖工作维持生计，也可能因专业参与或公共参与而承担职业风险。

正因如此，西方大型传媒机构所掌握的雇佣权利，同样足以影响记者的言论、结社及专业自主。当记者意识到某些合法参与可能引起管理层不满，甚至可能影响其职业前景时，其独立性便难以仅靠个人勇气维持。新闻自由不应只停留于报道能否刊出，也应包括记者能否在不受不当压力的情况下参与行业组织、维护劳动权益，并充分行使法律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权力干涉绝不只来自政府

本案亦暴露出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新闻自由是否真正适用同一套标准？倘若涉案者是一家本地传媒企业，甚至是一家具有内地背景的传媒机构，外界或许早已将事件定性为本港新闻自由受压的新例证，继而讨论“寒蝉效应”、“政治压力”与“言论空间收窄”。然而，当涉案者是一家美国传媒巨头时，相关讨论却往往被淡化为“人事管理”、“内部政策”或“雇佣安排”层面的争议。

这种落差并非措辞上的细微差异，而是判断标准上的实质差异。同一件事，因涉事者身份不同而被赋予不同意义。同一组情节，因机构背景不同而被纳入不同叙事。若一项原则会因涉事机构的国籍、政治符号或国际声誉而改变其适用尺度，那么它所呈现的就未必是普遍价值，而更可能是一种选择性的价值判断。

本案最值得深思的，或许是本港新闻自由讨论中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事实：权力并不只来自政府，也可能来自资本、机构声望、媒体品牌及雇佣关系。新闻机构既然以监察权力自任，自然不能拒绝社会以同样标准检视其自身。它们可以要求政府提高透明度，社会亦有权追问其是否尊重雇员权利。它们可以主张公权力必须受法律约束，法律同样要求它们遵守本地劳工保障。

这并非削弱新闻自由，而是将新闻自由从口号还原为原则。真正的新闻自由，不应只用于约束政府，也应适用于所有足以影响他人权利与处境的权力。唯有如此，它才能维持其道德一致性与公共说服力。

当香港法庭新闻再一次成为国际焦点，镁光灯投向被告席时，坐在席上的并非西方舆论惯常批评的对象，而是美资传媒巨企《华尔街日报》出版商。这宗案件未必足以解答围绕本港新闻自由的所有争议，却再次提醒公众：若衡量自由的尺度因人而异，原则终将让位于立场。当事实偏离既定叙事，真正受到考验的或许不是新闻自由，而是大众对新闻自由的固有想像。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