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正式宣判。此案的意义并不在于三名被告最终被判处何种刑罚，而在于法庭透过完整而严谨的法律论证，进一步阐明《香港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构成要件与适用界限。判词再次确立一项重要法治原则：政治立场和意见表达受法律保障，但当言论以组织、动员或煽动的方式，意图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及宪制秩序时，便已超越言论自由的保障范围。

国安犯罪特点在于预防性质

本案的核心争议，并非被告是否实施暴力行为，亦非是否存在具体夺权计划，而是其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持续倡议的政治主张，是否已构成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辩方主张“结束一党专政”仅属和平政治理念，既无武力元素，亦缺乏具体行动方案，因此不应被视为以非法手段颠覆国家政权。惟法庭指出，国家安全犯罪的特点正在于其预防性质。煽动罪所规范的，并非已完成的颠覆行为，而是透过言论宣传、组织动员及持续传播所形成的现实风险。若法律必须待颠覆行动具备完整计划并付诸实施后方能介入，国家安全保障便会流于事后追究，失去预防危害的制度功能。

法庭的分析并非停留于口号本身，而是立足于香港的宪制秩序。根据《宪法》与《基本法》共同确立的宪制安排，“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国家根本制度亦是特区高度自治的宪制基础。因此，当某种政治主张不再是对政策或施政的批评，而是直接指向否定国家根本制度，其法律性质便不能与一般政治言论等同视之。法庭需要判断的，并非口号本身是否具争议性，而是在特定背景下，相关言论和行为是否具有煽动他人破坏国家政权及宪制秩序的意图和效果。正因如此，判决的重心始终是法律文本、立法目的与证据分析，而非政治立场之争。

案情情节严重量刑符合比例

法庭将本案列为“情节严重”，并非基于个别口号或单一言论，而是综合考虑整体案情，包括《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社会环境、相关行为的持续性、被告的社会影响力、涉案组织的动员能力，以及有关讯息的传播范围与效果。尤其是在本港经历“黑暴”严重社会动荡、《香港国安法》旨在维护宪制秩序和国家安全的背景下，具备政治影响力和公众号召力的人士，若持续透过组织平台推广被裁定具有颠覆意味的主张，其客观危害性显然有别于一般私人表达或个别政治讨论。

再者，支联会并非普通民间团体。其长期活动、象征意义和公共辨识度，使其言行具备相当社会扩散能力。李卓人、何俊仁和邹幸彤亦并非缺乏公共影响力的个人，他们分别具有政治、法律及社会运动背景。刑事法律评价煽动行为时，不能抽空地只看字面内容，而必须考虑说话者身份、发表场合、传播渠道、受众规模和时代环境。同一句说话，由不同人士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反复传播，其法律风险和社会效果可以截然不同。法庭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判断，认为案中行为足以构成严重情节。

在量刑方面，本案同样体现法庭依循刑罚个别化及比例原则，而非基于政治立场作概括处理。三名被告作为支联会核心成员，其共同参与的行为性质及角色定位，构成相近的量刑基础。其后法庭再按照各人的认罪态度、案件处理方式、个人背景及求情因素作出区分。何俊仁因认罪并节省司法资源，且其过往公共服务获酌情考虑，刑期相对较轻。李卓人虽不认罪，但因相关因素获有限扣减。邹幸彤则坚持抗辩，并在求情时否认其行为应受刑责，法庭因而未能视其为具减刑因素，最终判处较重刑罚。这反映量刑差异源于个别案情及法律原则的具体适用，而非对不同政治立场作出区别对待。

厘清合法行为划定法治底线

外界有声音将本案简化为言论自由问题，但这种理解忽略了权利与责任并存的法治原则。言论自由固然受法律保障，却从来不是绝对权利。任何法治社会均不会将煽动暴力、危害国家安全或破坏宪制秩序的行为，无条件纳入言论自由保障范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高度自治，同时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因此，法治的核心不在于抽象地强调自由，而在于依法平衡个人权利、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真正成熟的自由，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使。真正稳固的法治，也必须在保障权利与维护秩序之间取得平衡。

此案对本港政治生态的意义，不在于收窄正常公共讨论空间，而在于进一步厘清合法政治参与与违法颠覆行为之间的界线。依法批评政府施政、提出政策主张、参与公共事务及表达不同意见，仍然属于受保障的政治参与。然而，透过持续宣传和组织动员推动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则已超出一般政治表达的范畴。过往部分政治论述，往往模糊政策批评与制度否定、公共倡议与政治动员之间的界线。此项判决的重要价值，正是在法律层面进一步厘清相关界限，减少灰色地带，从而为守法参与提供更清晰的预期，并为理性、有序的公共讨论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从营商环境与城市治理的角度而言，此案同样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市场关注的从来不是政治口号本身，而是法治是否稳定、司法是否独立运作，以及社会秩序是否具备可预期性。若一个社会长期容许危害国家安全或冲击宪制秩序的风险持续积累，无论商业投资还是民众生活，都难以建立稳定预期。

回归发展议程建立成熟文化

本案经历公开审讯、充分抗辩、证据审查及量刑程序，法庭亦详细交代裁判理由，充分体现本港以法治方式处理国家安全案件的制度特色。被告享有抗辩权利，控方须提出证据，法庭必须依法说理，刑罚亦须按照法律原则厘定。这些程序本身，正是本港法治持续运作的具体体现。更深层而言，此案的意义不仅在于个案裁判，更在于进一步巩固本港由治及兴的法治基础。经历“黑暴”严重社会动荡后，本港需要从政治对立回归发展议程，将更多社会资源投入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及区域合作。在此过程中，稳定的制度环境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前提。

国家安全从来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社会稳定、市场信心和个人发展的重要保障。对市民而言，它关乎安居乐业。对企业而言，它关乎投资预期。对青年而言，它关乎长远规划。没有安全，繁荣难以持续。没有秩序，自由难以长存。没有共同尊重的宪制基础，高度自治亦无从稳固发展。支联会案的真正启示，在于本港社会需要建立更成熟的法治文化。法律既不是政治立场的延伸，也不是个人信念可以凌驾的对象。它是维系社会秩序、保障权利行使的共同规范。透过本案，法庭依法审理重大国安案件，并根据行为性质、角色定位及个别情节作出区分和量刑，体现的正是法治而非政治判断。

当社会逐步理解国家安全、法治秩序与长远繁荣之间的内在联系，香港才能真正走出过去的政治纷扰。此案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裁决一宗案件，更在于进一步明确公共生活的法律界线，为本港未来的稳定、发展与良政善治奠定更坚实的法治基础。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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