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当Anthropic执行长阿莫戴（Dario Amodei）于2026年9月12日发表〈We Must Pace the Frontier〉《我们必须放缓前沿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时，其论述表面上聚焦人工智能(AI)安全，实际上亦呈现鲜明的地缘政治判断。他主张放缓前沿AI发展，同时支持美国政府加强对华芯片管制，并限制中国实验室透过模型蒸馏追赶技术能力。这种立场以审慎治理为名，却将全球风险管理与对特定国家的技术限制相连结。由此可见，相关主张延续了冷战式竞争逻辑，只是竞争核心已由军事与工业力量转向先进科技。其目的在于维持主导国家的技术优势，限制竞争者追赶，并将这种安排包装为维护全球秩序的必要条件。

安全治理成博弈工具

这并不表示AI安全是虚构议题。相反，前沿AI的风险真实存在，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视。随着先进系统与外部工具、关键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武器平台及科研系统日益相连，其行为可能变得更难预测，也可能超出人类即时理解与控制的范围。风险的核心不只在于能力增强，也在于决策过程不透明、责任归属不清，以及人类干预可能已经过迟。因此，成熟社会必须正视这些可能性，并建立相应的制度准备。

然而，风险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任何国家都有权垄断“安全”的定义。真正需要追问的是，AI安全治理究竟是为了降低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还是正在转化为维持特定国家技术优势与全球主导地位的制度工具?

安全考虑变成技术遏制

美国内部的辩论正反映了这种张力。2026年9月12日，OpenAI执行长阿尔特曼（Samuel Harris Altman）接受《财富》杂志（Fortune）访问时表示，公司不会于2026年上市，原因是AI安全与对齐（Alignment）仍应置于优先位置，因此现阶段并不适合推进上市计划。与此同时，以马斯克（Elon Musk）为代表的部分科技领袖亦警告，先进AI未来可能超出人类有效控制范围，因此主张放慢发展速度。相较之下，特朗普政府则将AI视为关乎国家实力、技术主导权与全球领导地位的竞赛，反对以安全为理由削弱创新速度。

表面上，这些立场彼此分歧。但实际上，它们却可能相互补充。“安全派”提供风险与例外状态的道德语言，“竞争派”则设定维持技术优势的战略目标。当安全论述与芯片出口管制、对中国研究方法的质疑，以及由少数国家主导全球标准制定的努力结合时，其结果便不再是中立的风险治理，而更接近以责任之名推行的技术遏制。

中国自主构建AI论述

中国早已表明其重视前沿AI风险。2024年9月，在国家网信部门指导下形成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已将AI取得外部资源、自我复制、形成自主意识及寻求外部权限等情境纳入考量。2025年9月扩充后的版本，进一步强调能力突跃（CapabilityJump）、可信应用与防止失控的重要性。这些内容显示，中国并非拒绝安全治理，而是在形成自身的制度性安全论述。

2026年7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 World AI Conference and High Level Meeting on Global AI Governance）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必须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相关表述为中国AI安全治理确立了清晰的政治方向。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是否接受治理，而在于中国是否必须接受由他者主导、并主要服务其战略利益的规则。

在前沿AI领域，规则制定本身就是权力。谁能界定风险门槛、测试程序、审查机制、责任范围与可接受的发展路径，谁就能影响未来技术能力的分配。如果美国一边推进自身闭源模型，一边限制中国取得先进芯片，又质疑中国模型发展，并试图主导全球安全规范，实际上便是在要求其他国家接受一套不对等安排。

在这种架构下，中国被期待遵守未曾充分参与制定的规则，在未经同意的限制下发展，并接受由竞争者主导的评估体系。这样的治理模式既缺乏充分正当性，也难以长期有效。对一项具有全球影响的技术而言，若将主要研发与应用力量之一排除于规则形成之外，所谓全球安全治理便难以获得稳定信任。

抗衡限制兼顾能力建设

芯片管制透过限制算力削弱AI发展基础，模型蒸馏限制则压缩技术学习与迭代空间，而治理层面的排除则试图在中国充分参与前预先确立未来规则。单独来看，这些措施可以被解释为技术或安全考量。整体观察，则共同构成了具有明确战略指向的制度安排。其效果不只是管理风险，更是延缓中国技术追赶，并维持美国在标准认证、规则制定与市场准入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因此有必要警惕安全治理被转化为创新许可机制，避免自身发展空间受制于竞争者设定的制度框架。

同时，抵制外部限制必须与能力建设并行。中国的开放权重生态是一项重要比较优势。开放模型有助于研究人员、网络安全团队与公共机构检查、调整并部署人工智能系统，用于防御、鉴识分析与韧性测试。在安全工作中，可见性往往与性能同样重要。闭源模型或许有助于保护商业利益，却可能妨碍审核与紧急应对。若中国能将开放性与高品质评估、明确责任机制和可信保障结合，便能提出一种兼具发展活力与公共责任的AI模式。

但开放本身不等于安全。开放权重模型可能被修改、重新分发并遭到滥用。中国开发的系统与美国开发的系统一样，都可能绕过控制，或以意料之外的方式运作。因此，中国应加强对抗性测试、第三方评估、事件通报、审计追踪、干预能力与部署后监测。面对外部遏制，回应不应是冒进式加速，而应是有纪律的创新，并由能够识别失败、界定责任和及时修正方向的制度支撑。

中国拒绝的是被视为规制对象

中国可以反对技术封锁，同时支持真正的AI安全国际合作。这两种立场并不矛盾。如果AI风险关乎全人类，治理就必须具备包容性。排除中国只会加深不信任，削弱技术多样性，并提高发现危险失效模式的成本。在军事AI领域，排除更可能加剧猜疑，而误判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中国关于审慎处理军事AI、推进更广泛AI立法的主张，显示其愿意参与全球规则建设。中国拒绝的，是被单方面视为规制对象，而不是规则共建者。

即将展开的中美前沿AI安全对话，将成为检验特朗普政府意图的重要平台。如果美国真正追求降低风险，就应支持平等参与、对等交流，以及不被用作变相壁垒的安全标准。如果其借安全之名巩固长期优势，中国则应指出其中矛盾，并与其他伙伴共同建立更公正的治理框架。无可否认，AI将严重影响未来的发展、安全与治理。它的规则不应由恐惧或特权塑造，而应建立在共同责任、主权平等，以及“人类创造的智能必须始终受人类指挥”这重要原则之上。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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