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站在深圳湾畔望向大铲湾，腾讯“腾云中心”的三座圆形云楼正从海风中升起。马岩松把建筑整体“漂浮”起来，底层架空八点六米，把两层楼的空间从建筑里“挖空”，还给城市。再往北走，留仙洞的大疆“天空之城”由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扎哈·哈迪德（ Zaha Hadid )建筑事务所为OPPO设计的深圳新总部，以曲线打破传统办公楼的僵硬。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由奥地利蓝天组设计，于2007年从177个国际方案中胜出，创始人沃尔夫·德·普里克斯曾说：“我一直梦想着建造没有重力的建筑，像在空中飞翔。”

日本普利兹克奖得主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的SANAA事务所，在深圳大鹏新区赢得海洋博物馆竞赛，方案名为“海上的云”——舒展流动的曲线，轻柔自由的形态，建筑以一种谦逊的方式，轻盈地融入山海之间。这些建筑的共同点：它们是由创科公司自己组织、自己定义空间逻辑的产物。空间服务于产业，而不是产业去适应空间。

然后把目光拉回河套。港深创科园第一期已有超过100家科技企业签约进驻，数字是体面的。但当你翻开那些效果图，看到的是另一回事——一排排方正的楼宇，标准化的窗洞，和科学园、数码港的建筑语言一脉相承。你从这些建筑里，读不出“创新”两个字。

中国建筑师定义中国的当代建筑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全球建筑复兴。这场复兴的核心，不是引进了多少国际大师，而是中国建筑师自己开创了什么样的空间语言。

王澍于2012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建筑师。他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用从浙江各地拆迁现场回收的700万块旧瓦、废弃砖石，以传统“瓦爿”砌筑工艺重新建造，让建筑从土地和时间中生长出来。宁波博物馆更进一步，用旧城改造中拆下的废砖瓦作为外墙材料，把“拆除”变成“重生”。评审委员会主席帕伦博勋爵评价王澍的建筑“摆脱了百年来中国建筑的陈规定型”，他的作品“既能超越传统，又能呼应传统”。王澍证明了：中国建筑不需要西方语法的翻译，它可以从自身的建造传统和材料记忆中长出当代性。

刘家琨于2025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是继王澍之后第二位获此奖的中国建筑师。评委会表彰他“将乌托邦与日常生活、历史与现代、集体主义与个体价值等看似对立的事物编织在一起”。他的西村大院，用一个巨型围合结构把成都的市井生活装进建筑里——火锅店、茶馆、办公室、住宅、运动场，全部在一个屋顶下共存。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则用清水混凝土与竹模板，让建筑消失在树林里。刘家琨不追求形式上的“中国性”，他的建筑从具体的气候、材料和生活方式中自然生长。在成都，他用的不是西方建筑的通用语法，而是四川盆地的湿热气候、当地的砖瓦技艺和普通人的生活逻辑。

徐甜甜以“建筑针灸”方法获得2025年沃尔夫建筑奖，成为首位获得沃尔夫艺术类奖项的中国人。她的浙江松阳乡村公共建筑及缙云石宕改造，被评委会评价为“利用设计天赋改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有效性和创新性”。在松阳，她把废弃的红糖工坊变成展览馆，把旧的蚕种场变成民宿，把村口的凉亭变成公共客厅。在缙云，她把废弃的采石场石窟改造成剧场、书房和展览空间，让石宕的回声成为表演的一部分。徐甜甜的“针灸”不是西方建筑的“大手术”，而是从乡村自身的资源和需求出发，用最小的介入激活最大的改变。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永和教授是美国建筑师协会院士，非常建筑创始人，曾任MIT建筑系系主任，自2011年起任普利兹克奖评委。他在北京创立的“非常建筑”从名称就开始挑战——不追求“正常”建筑，而是探索建筑的“非常”可能。他的作品从北京早期的“书架住宅”到后来的“垂直玻璃宅”，一直在追问：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建筑？

董功是直向建筑创始人，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他的海边图书馆——三联海边公益图书馆，被称为“全世界最孤独的图书馆”——用清水混凝土和木材在渤海边上创造了一个面向大海的阅读空间。船长之家改造，把一个普通的渔村住宅改造成有屋顶平台的观海居所。阿丽拉阳朔糖舍酒店，把一座废弃的糖厂改造成精品酒店，工业遗产与喀斯特地貌对话。2025年，董功获马库斯建筑奖。他的建筑语言是当代的，但他的空间逻辑是中国的——从场地、气候和生活出发。

从王澍到刘家琨，从徐甜甜到张永和、董功，这一代中国建筑师已经在世界舞台上留下深刻印记。他们没有复制西方模式，而是从中国自身的空间传统、建造技艺、材料记忆和生活方式中，开创出新的建筑语言。全世界最重要的建筑师都在中国组织作品，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建筑师正在定义什么是“中国的当代建筑”。

香港并非缺乏建筑想像

香港从来不缺建筑想像力，只是这些想像力从来没有被制度认可过。

建筑师张智强（Gary Chang）的“Domestic Transformer”（变形蜗居）——把一个344平方呎的旧唐楼单位，用滑动墙板系统变出24种不同布局——是国际建筑界谈论香港密度问题时绕不开的作品。他小时候与父母、三个妹妹和一名租客挤在同样大小的单位里，七个人生活在一间32平方米的空间。毕业后他买下这个单位，把浴室变成派对时的电话亭，把墙壁变成六人家庭影院，甚至配备蒸气间和浴缸的spa。这套住宅完成于2007年，被誉为“家居变形金刚”，张智强成为首批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展出的香港建筑师之一，他的作品被国际媒体广泛报导，成为全球讨论紧凑城市生活的标志性案例。香港潮湿闷热、寸土寸金的高密度环境，逼出了张智强这种极致的空间创新，但河套的设计里，你看不到任何来自香港自身城市条件的设计语言。

再看九龙城寨。那是一片没有建筑师、没有规划审批、没有建筑物条例的建筑。350栋楼互相镶嵌、彼此支撑，最高达14层，天台成了公共空间。建筑师何弢的女儿何巽的研究指出，城寨并非失败的城市形式，而是理想的形式：它极为有效地运用空间，将居住、工作、休闲和社会服务集中在一个密集、步行可达的区域。英国建筑师林保贤在《黑暗之城》一书中写道：“城寨这个建筑实验室，界定了今天香港的基本组成部分——把住宅、商业、休闲融合于一座建筑物的多功能超级大厦。”九龙城寨在一九九三年清拆，但它作为自组织建筑实验室的意义，在建筑学上至今未被充分消化。库哈斯本人对九龙城寨有着特别的兴趣，他观察到城寨里“所有的内容都集合在一个体量中，空间形态自由自在，可以野蛮生长”。香港最了不起的建筑，恰恰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还有竹棚。2025年底的锦田乡酬恩建醮，由17位搭棚师傅用2万5,000支长竹、3,500支大杉，花两个多月时间搭建的五层高巨型竹构祭坛，获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大临时竹构祭坛。同年，香港建筑师把约1,000枝竹运到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邀请七名本地搭棚师傅到场搭建竹棚装置，名为“Staging The Archive”，让这项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站上国际舞台。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在展览开幕致辞中特别提到：“策展团队更邀请数位香港搭棚师傅亲临展场搭建竹棚装置，生动呈现这项独特且精湛的香港传统建筑技艺。”而在河套的建筑效果图中，没有一根竹，没有一丝香港痕迹。

制度把想像力锁在门外

香港建筑师学会每年颁发青年建筑师奖，表彰35岁以下的新锐建筑师。2025年度年奖共收到超过120项提名，最终向63个项目颁发共71个奖项，第35届青年建筑师奖由洪伟贤建筑师获得。这些获奖作品涵盖文化设施、住宅、教育建筑、社区空间及可持续项目，让观众了解建筑如何回应当代城市挑战。

但这些获奖的年轻建筑师，有多少人能够把自己的设计付诸实现？答案令人沮丧。

政府工务工程的采购程序长期被批评为有利于大型承建商和顾问公司。曾有调查指，五个政府工务部门在2018至2022年间合共批出总值2,064亿元的大型公共建造工程合约，其中过半数由九间承建商包揽。近年大型工程多采用“设计与建造”投标方式，承建商须提供全面设计方案，准备标书成本动辄数百万元，复杂项目更可逾千万元，非超大型承建商难以负担。政府工程常以“捆绑式招标”，由设计到兴建由同一间企业负责，“采购程序处处设限以促使龙头巨企顺利中标，中小型承建商难有足够资源应对，缩减其竞投机会，扼杀生存空间”。建筑师事务所商会主席刘荣广曾去信发展局局长，指业界正挣扎求存，不少事务所裁员保命，部分被迫以不合理低价投标。在这种环境下，大型园区项目的设计权自然集中在少数几家与政府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大型事务所手中。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家，设计出来的东西来来去去都差不多，这是结构性的结果，不是偶然。

香港的建筑物条例以“监管”为核心逻辑。本身是建筑师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治曾直言，如果推出一个大胆的项目设计，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审批机关会要求建筑师提交更多研究报告，证明物料和技术可行。若想创造一个具创意的空间设计，外界或会认为完工后该空间可用作僭建，设计也可能被限制或否决。香港的消防条例和机电条例，对“无人工厂”和高度自动化的实验室空间几乎没有预留适配的空间。创科企业需要的弹性实验室、无尘车间、高密度算力机房，在现行条例下往往要经过漫长的个案审批。

河套的建筑出路何在

河套的出路，不在于“快一点盖完”，而在于“换一种盖法”。最实在的建议，是把河套变成一个以绿色创科为主题的“世博版”园区。目前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已经汇聚超过300家从事绿色科技的公司。把园区的空间组织逻辑从“办公楼+实验室”的标准配置，转向“常设展馆+企业创科馆+产业孵化空间”的世博模式。让每一家进驻的企业——无论是腾讯、比亚迪还是来自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的亚洲创科公司——拥有一个由自己定义的“创科馆”空间。这些创科馆在展期结束后，自然转化为企业的研发或展示基地，产业与基建从第一天就挂钩。

以亚洲为本位而非西方本位来组织这个框架。一带一路沿线的绿色科技需求、东南亚的数字化转型、中东的能源转型，都可以在河套找到展示与对接的空间。香港的普通法体系、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人才，在这里可以发挥真正的制度优势——不是用来审批建筑设计，而是用来连接亚洲的创科供需。

园区的设计主导权，应该从建筑署和传统公务部门手中，交回给创科企业和它们委任的建筑师。深圳园区的“双总师”制度已经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模型。河套香港园区需要的是类似的机制：由创科业界、国际建筑师、产业运营方共同组成设计委员会，政府退后一步，扮演土地供给和法规豁免的角色。建筑物条例和消防条例需要为“无人工厂”和高度自动化的科研空间设立专门的审批通道。招标制度需要真正开放给中小型建筑师事务所和新锐设计力量，把大型园区项目拆分为多个可独立设计的组团，每个组团单独招标，让不同的建筑师事务所各自发挥。深圳的留仙洞总部基地就是这样做的。

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也应该与河套形成更清晰的分工。香港的娱乐文化IP——从《龙虎门》、《中华英雄》到港产片和电视剧，积累了深厚的内容资产。如果新界北能够以主题公园、影视基地、漫画IP体验馆等形式，把这些文化资产转化为空间体验，就能与河套的创科定位形成互补：河套做技术和产业，新界北做内容和体验。

河套的成败不在于有多少家企业签了租约。100家企业进驻，如果三年后续约率不到一半，那不过是一份按时交出的功课。深圳做的不是功课，是产业。产业会自己长出空间，功课只会填满表格。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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