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行政长官李家超于9月16日同日发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一五规划》）及《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有西方舆论即时以一段香港旧事作为批评依据，指《一五规划》背离特区政府沿用多年的“积极不干预”（Laissez-Faire）政策。

过去成功并非金科玉律

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63年访问香港时，对香港经济活力印象深刻，却惊讶于当时港英殖民地政府竟然没有本地生产总值（GDP）统计数据。时任财政司郭伯伟爵士（Sir John James Cowperthwaite）向佛利民解释，如果政府开始编制这些统计数据，“他们就会想拿来做规划”（If I let them compute those statistics, they'll want to use them for planning）。这段广为流传的历史对话，长期被西方视为香港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的象征，也成为不少西方评论者理解香港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起点。

然而，若将这段历史对话直接作为评价今日香港治理模式的唯一标准，则可能忽略历史条件、国际环境以及政府职能本身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事实。在20世纪中后期的特殊背景下，香港之所以能够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与其当时所处的国际经济格局、产业竞争形态、人口流动趋势以及区域分工体系密切相关。当时的香港面积有限、资源匮乏，产业以轻工业和转口贸易为主，政府采取较低程度干预，能够有效避免行政资源错配，并让市场力量充分释放生产力。这种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取得显著成效，并塑造了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商业中心的声誉。只是，历史成功并不意味治理模式必须永久维持不变。公共治理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于，制度安排应当回应环境变化，而非仅因其过去成功便被视为不可调整的“金科玉律”。

今日政府不能被动旁观

今日香港所面对的环境，与60年前已存在根本差异。全球化进入重组阶段，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日益深刻，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绿色金融、数字经济等新领域的发展，均需要超越传统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制度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特区政府是否仍应局限于维持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已成为值得严肃讨论的政策问题。世界主要经济体近年普遍加强产业政策部署，从美国的芯片产业扶持，到欧盟的绿色转型政策，再到亚洲多个经济体的科技战略规划，均反映当代政府早已不再是被动旁观者，而是经济竞争力的重要组织者与协调者。

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五规划》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是否意味着香港放弃市场经济，而在于其标志着特区政府治理理念的演变。根据《一五规划》文件，市场机制仍然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基础，资本主义制度、《普通法》制度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定位均被保留。真正出现变化的，是特区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定位，由以往较偏向维持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逐步扩展至战略协调、产业培育、创新支持及跨部门资源整合等领域。

制定规划并非取代市场

《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四中心、一高地”的战略定位，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对香港的期待，并以北部都会区为核心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孵化”全链条创新体系，推动形成“香港研发、湾区制造、港澳融资、面向全球市场”的发展模式。因此，将《一五规划》简单描述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未必准确反映政策内容。更值得关注的是特区政府如何运用规划工具提高政策一致性，以及如何在维持市场活力与提升长期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一五规划》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特区政府全面取代市场，正如企业制定五年发展策略并不代表放弃市场竞争一样。关键问题在于——规划的目标设定是否合理，执行机制是否透明，以及最终能否提高整体治理效能。

由此进一步观察，《一五规划》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增加一份规划文件，更体现在建立跨年度、跨部门及跨政策范畴的统筹框架。这种制度设计反映特区政府尝试以更长周期视角处理房屋供应、基建发展、创新科技、人才政策、人力资源培育及区域协同发展等重大议题，而非持续依靠短期政策回应个别问题。

关键在于明确政府角色

现代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往往不是政策不足，而是政策碎片化。许多城市并非缺乏部门和资源，而是缺乏能够将不同政策目标连接起来的整体性框架。当房屋政策与交通规划脱节，当人才政策与产业政策分离，当教育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方向缺乏协调，即使单一政策设计良好，最终效果亦可能大打折扣。因此，《一五规划》最值得研究之处，或许并非具体数字和项目，而是其是否有能力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以减少行政资源重叠和政策目标冲突。

与此同时，《一五规划》充分体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发展理念，在战略引领、基建投入及制度创新上明确政府角色，又尊重市场规律，促进资金、人才与技术等要素高效流动和配置，并以取缔劣质㓥房、缩减公屋轮候时间等具体目标回应民生诉求，展现务实施政与勇于担当的精神。

政策优劣视乎治理成效

同时，对于部分国际媒体及评论者而言，香港近年任何政策调整往往容易被放置于意识形态框架之下进行解读。然而，一项政策的优劣最终仍应以实际效果、治理能力和社会效益作为评估基准，而非单纯以其是否符合某种历史标签作出判断。无论是完全依赖市场，还是强调政府引导，都不是目的本身。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制度能否回应现实问题，能否提高市民福祉，能否提升城市竞争力，以及能否在快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发展韧性。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近年在全球城市竞争中的表现，再度暴露出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评价机构对香港长期存在的一种渐进式、持续性的歧视。根据Oxford Economics发布的《Global Cities Index 2026》，香港在全球1000多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87位，较上一年度下跌15位。报告更刻意指出香港在环境及管治指标方面表现相对较弱，其中管治排名位列全球第196位。然而，这类评估往往无视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取得的实际成就，无视香港金融体系稳健、国际商业网络发达、法治基础牢固等客观优势，却片面放大所谓“管治”问题，本质上是西方话语体系对香港的选择性贬抑与政治抹黑。所谓“国际排名下跌”，与其说是香港竞争力真正减弱，不如说是西方评价标准本身带有偏见，将政治因素包装成技术指标，借此打压香港、抹黑中国。

市场治理形成良性互动

从更深层次看，香港当前面对的问题或许并不是应否坚持60年前的治理模式，而是如何在维持既有制度优势的同时，建立适应21世纪竞争环境的新型治理能力。自由市场、普通法制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高度国际化特色，仍然构成香港最重要的制度资产。但如何透过更具前瞻性的政府协调能力，将这些优势转化为未来发展动能，则是另一项同样重要的课题。若说过去香港的成功更多依赖市场力量所释放的活力，那么未来香港的竞争力，或许将愈来愈取决于市场效率与治理能力能否形成良性互动。这并不是对历史传统的否定，而是任何成熟城市在面对新时代挑战时，都必须思考的制度演进问题。

行政长官以李白的《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寄语香港未来，只要行政立法良性互动、社会各界同心落实，香港定能在北部都会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机遇中开创新局，共建更繁荣稳定的未来。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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