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李冠儒博士、林言

《2025年施政报告》正文中明确写上了“筹划《大状王》进行更多内地巡演，将其打造为经典长演音乐剧”。2026年的上海巡演中，20场开票即售罄，上月也在上海文化广场迎来了第100场演出，夸张点说是超额完成。《2026年施政报告》正文中隐去了《大状王》，但在其附篇中依然强调“西九管理局正计划于2027年到内地巡演音乐剧《大状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大状王》被认定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它凭什么能够说好香港的中外文化交流故事？

非典型题材的香港色彩

近年，“说好香港故事”频繁出现在公共讨论中。可究竟什么才是香港故事？如果香港故事只是把一系列具有辨识度的本地元素重新排列组合，得到的可能是一张漂亮的城市名片，却未必是一个真正能够被人记住的故事。红遍香港与内地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状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特区政府将《大状王》视为推动香港发展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重要标杆，近期在内地的巡演可谓一票难求。很多评论都大赞感受到香港的魅力。说到底一部原创粤语音乐剧被写进《施政报告》，说明它已经不只是一部成功的剧目，也成为香港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一个重要案例。从数据及反馈来看，它确实说好了“香港故事”，港府在这方面也说到做到。

然而，《大状王》很难算一个通常意义上的“香港题材”作品。故事主角方唐镜等人物源自岭南公案传统，周星驰的电影《审死官》《九品芝麻官》则赋予其流行文化记忆。《大状王》由此出发，又重新塑造了人物与故事，演员们从香港走到上海、北京，绝大部分观众却还依然承认及赞美其香港色彩。

软实力源于自然共鸣

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看，《大状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形成影响力的方式。谈及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经常追问一个国家或城市如何让外部世界“看见自己”，但《大状王》没有急于向观众解释“香港是什么”，没有把香港当作被展示的对象，而是先把一个故事讲好，把几个人物写活。观众喜欢方唐镜（男主），心疼阿细（男二），在一场场公堂戏里感到紧张，又在人物的亏欠、执念和救赎前不禁沉默；等到观众真正走进这些人物的世界，香港的语言、审美、幽默以及对人情世故的理解，早就进入了观众的视野。

前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约瑟夫・奈强调“软实力”的核心是吸引（Attraction），而吸引最麻烦也最迷人的地方，在于文化影响力最终要在受众一端成立。特区政府可以制定文化政策，可以提供资源，可以帮助作品走向海外，却无法“制造”喜爱。李家超特首日前将支持生育形容为“建跑道”：“假设我们有一条世界一流的跑道，但如果你完全没兴趣跑步，不喜欢跑步，我怎么影响，你都不会去跑步的”同理，港府亦无法要求一位观众应该为什么而感动。资讯可以精准投递，情感却必须自然发生。《大状王》能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香港故事，恰恰因为观众入场并非为了上一堂香港文化课。他们首先是来看一出好戏，而后才在不知不觉间走进主创们创造的香港文化世界。

香港故事是否要发生在香港？

也因此，《大状王》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香港故事是否一定要发生在香港？如果以题材和地理位置界定，清代广东的方唐镜离今日香港很远；但如果把文化理解为一种观察世界、处理材料和讲述故事的方法，这部剧却无处不香港。方唐镜的精明、滑头、怕死、嘴硬和重要关头死守的情义，是香港流行文化中典型的人物性格；公堂戏的节奏、语言的机锋、粤语歌词里那些只有声调与字音配合起来才能成立的趣味，也与香港长年累积的粤语文化密不可分。音乐上的处理同样如此，让粤剧、童谣、流行音乐、西方音乐剧乃至古典乐汇聚于同一个舞台世界，不急于划定“中”与“西”的边界，是一场中外文化交汇的体验。

追本溯源，香港文化最有创造力的年代，从来不是单纯把不同文化资源陈列在一起，证明自己如何“中西荟萃”，而是吸收后再生产。香港电影吸收荷里活类型片经验，孕育出极具辨识度的港产警匪片；粤语流行乐改编日本、西方和华语地区的音乐，《それが一番大事》摇身一变变成《红日》，这些例子都经由本地情感的“再创作”，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大状王》所延续的正是这种强大的文化能力。香港从来不只是充当东西方文化产品的转口港，它具有一套非常强的超级联系、超级增值机制：它为不同来源的文化资源提供土壤，又在这土壤上长出属于香港的故事。

这也让“香港故事”有了一个比“故事发生在香港”更宽广的定义，可以触动外界的，往往是那些香港人怎样理解和重新讲述世界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状王》虽然讲的是清代广东，却比很多强调香港文化的文化更“香港”。香港故事不必总是依附于电车、茶餐厅、狮子山、霓虹灯、维港夜景上，它也可存在于语言里，存在于人物性格里，存在于创作者处理善恶、人情、规则和应对命运的哲理里。这种内生于叙事和审美中的“香港”更难复制，也更吸引人，这是我们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之都的底气与底蕴。就如同《九龙城寨之围城》在日本上映后打破了近年港产片于当地的票房纪录，除了因为城寨的历史外，还有港风x日漫的加持，以及对缅怀港产动作片全盛时期的加成。

不妥协的地方性引发共鸣

《大状王》另一个尤其值得珍惜的地方，是它在地方性方面没有妥协。对非粤语观众而言，三个小时的粤语音乐剧存在很高的理解门槛，但在内地的上海、北京等地的观众，仍然愿意看字幕、听粤语歌，甚至不惜为此跨城追演。毕竟不会说粤语的观众也可以理解方唐镜和阿细之间的羁绊，也能理解人在知道善未必有善报之后，为什么仍可能决定去做一件正确的事。语言、身份和生活经验或许不同，但具体的情感与伦理判断仍然能够被理解且达成普遍的共鸣，这也侧向说明了香港文化实际具备让香港人与内地人同舟共济的魅力。

这一点对“说好香港故事”很有启发。当一座城市希望向外部世界讲述自己，很容易产生一种焦虑：我们是否需要找到一套所有人一望即明的香港元素，是否需要不断降低文化理解的门槛，是否需要先把自己翻译成别人熟悉的语言？《大状王》恰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地方性未必是普遍性的敌人。一个故事越准确地写出自己熟悉的人和生活，越可能让来自别处的人理解其中的情感。地方性并非普遍性的反面，它常常正是普遍性得以发生的起点。陌生感不会天然阻碍传播，缺乏生命力的表达才是。

日本的“Cool Japan”战略是很好的参照物。日本动漫、漫画、游戏和流行文化在海外形成广泛影响之后，日本政府才逐步把这种吸引力纳入国家品牌和文化产业战略。创作在前，政策在后——创作者先产出受众愿意消费、追随乃至热爱的作品，政策随后识别并放大这些作品已经形成的能力。文化政策无法代替创作，但可以改善创作环境、建立产业渠道、扩大海外市场，让已经具有吸引力的作品走得更远。

原创IP推动文化走出去

今时今日，谈及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很容易想到世界级艺术展、国际剧目、博物馆、艺术交易和大型盛事，但一个真正有文化影响力的城市还必须能够持续创造。香港不能只成为全球优秀作品进出的码头，也需要保持生产作品的能力。《大状王》最有价值的地方，正是在于它不是从伦敦西区或百老汇引进的成熟IP，而是一个在香港剧场环境中经过多年创作、试演、修改和一轮又一轮的正式演出，最后“走出去”的原创作品。

香港近年开始讨论长演剧场和驻演生态，背后涉及的正是同一个问题：比寻找下一部《大状王》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制度、空间和市场，让下一部《大状王》能够出现。而在此之前，对比25/26年的施政报告，将《大状王》从施政报告正文放到附篇或许有些保守。这样成功引起内地同胞热议的香港IP已经跨过粤语障碍，应该支持该团队前往华人比例较高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巴拿马等地上演，而不限于内地城市，进一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刻画不完美小人物

《大状王》最终仍然要回到方唐镜这个人。这也是香港流行文化值得珍惜的一条传统：它很会写让人感到真实及触动人心的小人物。狮子山精神引起过一代香港人的共鸣，小人物同舟共济、迎难而上、多劳多得，但目前青年因上升空间收窄，难有共鸣。不过，正如香港电影和电视剧留下来的许多经典人物都不是完美英雄，甚至是精明、现实、怕吃亏、嘴硬、市侩、很mean（尖酸刻薄）的反英雄，只是到了某个时刻，又可能因为朋友、家人、一点公道一口气，做了一件“不划算”事，这种共鸣倒是跨世代的。

方唐镜也是这样，不是什么好心人，但他的改变却很真实。正因为他的善并不纯粹，他的选择才重逾千钧。其实，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何尝不是藏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在利益与情义发生冲突时，什么值得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去坚持，这就是当地人真正的精神面貌。

真挚叙事展现文化影响

因此，“说好香港故事”中的“好”值得我们重新理解。是不是单纯说自己的排名有多高，还是要不断提醒观众“这里是香港”呢？有生命力的城市文化，从来都允许人物的不完美，正是不完美才会引起共鸣。故事有阴影，才越能突出失败、遗憾、荒谬和矛盾背后的真善美。方唐镜因心境复杂、心胸狭隘反而可信，香港也在这些具体而丰富的生活经验中，逐渐成为被外人理解、被记住的城市。

所以，如果《大状王》真的为“如何说好香港故事”提供了什么启示，那就是我们无需急于证明“什么是香港”，反倒应该团结一致，耐心把香港人的故事、香港的语言、香港看世界的方法真正写好。当一部作品有足够好的角色、足够准确的情感、足够鲜明的审美，它便可以在无需不断提醒观众香港在哪里的情况下，让香港存在于那些人物、对白和旋律之中，足够真挚、足够具体、足以证明香港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让人主动了解、学习。而一座城市真正的文化影响力，大概就是从别人主动靠近开始。

作者笔名林言是内地及香港音乐剧评论人、思哲研究所特约撰稿人；作者李冠儒博士是思哲研究所青年教育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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