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专栏

在“问北都”系列的前三篇，笔者分析了香港地产信贷本位对新经济造成的融资梗阻，剖析外部环境变迁之下多目标平衡带来的结构张力，也提出搭建“内地、欧美、全球南方”三端枢纽的突围方向。但若要把三端枢纽的战略蓝图落实为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就必须回答一个核心命题：当作为传统金融底座的维港都会区（核心枢纽），遇上承载数字科创与新兴生产力的北部都会区（创新引擎），二者究竟是互相取代的对立关系，还是各司其职的互补关系？

本篇提出“叠进模式”与“创新制度沙盒”这第三条发展路径。香港的转型，并非急于动摇既有优势体系的根基，而是在不破坏传统制度信任底座的前提下，借助新型金融技术，为新兴产业打造一处风险可控的演化试验场。必须说明，本文重点聚焦制度与金融层面的演化设计，并不代表科研实力、人才供给、深港产业链协同等实体要素无足轻重；制度提供土壤，产业的最终成型仍需要实体条件作为支撑。

新旧格局，隔离还是双轨穿透？

谈及新旧功能的交替，市场常常陷入两种极端思维：一种是“替代论”，主张推翻传统制度以成全新产业；另一种是“隔离论”，主张维持现有都会区体系，完全划清界限互不往来。然而放在现实外部环境与信贷结构的制约之下，香港最务实的发展路径，是采取“双轨并进、动态穿透”的叠进模式。

这套模式的核心逻辑，即是维港守底线、北都创动能。维港都会区作为成熟市场的核心，必须坚守普通法体系、资本自由流动、联系汇率，以及核心资产价格稳定，这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信用根本，也是不容动摇的刚性防线。北部都会区则定位为国家金融创新、政策技术与资产代币化的试验沙盒（Sandbox）。在此框架内，法规准入更具弹性，政策保留包容度与容错空间，可开展跨境数据、数字人民币等前沿领域实验。

串联两大区域的关键桥梁，就是“合规介面（Compliance Interface）”。它如同一组双向过滤网：向内隔离创新试验带来的波动风险，防范北部沙盒的实验风险外溢冲击维港成熟金融体系；对外则把成熟市场庞大的国际流动性，精准导入北部的科创产业。

需要强调，沙盒属于过渡性实验机制，不应成为永久的制度特区。应设置明确的转化触发标准：当某类创新业务累积足够运行案例、风险得到充分识别与可控，就应把沙盒内的实践经验，转化为香港通用法律与监管规则，避免部分产业长期享有特殊制度待遇，衍生制度套利。

信用扩张抵押，还是制度重构？

制度沙盒并非毫无规则的放任状态，而是依靠前沿金融科技（FinTech）搭建而成、具备高精度、可编程特征的治理机制。当下，两大技术创新，正为北部的制度沙盒提供扎实的底层支撑，但我们也需要客观认识其现实边界，技术工具是助力，而非万能解药。

首先是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的跨境运行。作为项目核心参与方，香港握有独特优势。在北部的叠进设计之中，mBridge不仅仅是支付工具，更是一套“跨越合规与风险隔离的演算法沙盒”，在不损害本地货币流动性与外汇储备安全的前提下，促成多边跨境资金与实体科创企业高效、安全的投融资与结算。

但也要看到，mBridge现阶段主要落地场景集中于跨境贸易结算，若要大规模拓展至科创股权、长期股权投融资业务，仍要面对跨境监管协调、资本流动管理、跨境法律追索等现实门槛，无法单纯依靠技术本身完成突破。

其次是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RWA）带来的信贷体系重构。针对第一篇《“南金融”的钱为何流不到“北科创”的田？》提出的科创企业轻资产融资困境，RWA提供了一套革命性解决方案。在北部沙盒之内，科创企业的知识产权、未来研发收益，乃至全球南方国家的实物资源，均可转换为可编程的数位资产凭证。成熟市场的国际资本与商业银行，不必再依赖传统的地产物业抵押模式，而是透过审核RWA线上智能合约与动态数据流完成投融资决策。这直接突破地产信贷本位带来的束缚，让成熟市场的资金得以透过技术桥梁，真正流入北部的科创领域。

与此同时，RWA同样存在现实瓶颈：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监管框架，知识产权、未来收益这类无形资产面临估值难题，一旦发生违约，资产处置与跨境权利执行亦存在不少法律盲点，相关配套法例与商业生态仍需要同步建设。

繁荣来自产业堆积，还是制度土壤？

这套叠进模式的制度架构，本质上是一条循序演进、最终融汇合一，实现更高层次统一的发展路径。整个体系的起点，来自维港都会区固守的既有核心制度框架；它持续输出普通法商业规则与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信用基础，为整个网络提供信任底座。这部分底层信用，随后经由维港与北部之间的合规金融沙盒完成融合，依托mBridge的跨境穿透能力与RWA资产代币化技术，对国际资本庞大的流动性进行风险隔离与转化，最终精准导入北部新兴科创产业的核心。这一动态演化过程，也为《问北都》全系列给出结论：决定香港禀赋与未来的，从来不是单一产业，而是制度。

必须清醒认识，叠进模式属于理想化的演化路径，现实运行过程中充满各种制度摩擦、外部地缘变数，制度实验本身亦伴随失败的可能性。

现下社会各界评估北部都会区，时常陷入统计人数、盘点土地面积、核算产值的简化思维。但制度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告诉我们：产业无法单纯依靠行政规划催生，它是制度土壤自然结出的果实。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时，需要精准拿捏政策工具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平衡，防范制度传导出现边际效应递减，守好法治带来的长期竞争优势。

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正是一国两制框架之下，香港保留自身独特国际化制度优势、接纳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北部能否取得成功，不取决于政府在特定阶段下达多少行政指令，而在于能否为全球资本打造一个预期稳定、规则透明的法治环境。坚守制度基石，在叠进模式之中把握动态平衡，香港的新经济引擎方能在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下稳步运转，在全球地缘格局变化之中，为城市与国家换取长远繁荣。

作者夏建芳是粤港商人，曾任大湾区某地政协委员、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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