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或将亲赴机场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由美国总统亲自接待外国元首抵境，向来并非常规安排。按照惯例，来访元首通常由副总统、国务卿或高级礼宾官员接机，总统则于白宫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因此，外界普遍将此举视为偏离既有外交礼宾惯例的罕见高规格安排。

特朗普亲自迎接释放强烈政治讯号

事实上，此类安排在美国外交史上亦十分少见。较常被提及的先例可追溯至1979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曾亲赴机场迎接以色列总理贝京（Menachem Begin），当时正值《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签署前后的重要外交时刻。正因如此，特朗普拟亲自迎接习主席的消息，亦被不少观察人士视为具有强烈政治与外交象征意义的讯号。然而，正当特朗普政府以罕见高规格礼遇接待习主席之际，另一边厢，部分长期寄望于美国政治庇护的所谓“流亡”港人，却因前景未明而陷入焦虑与不安。这种鲜明反差并非偶然，而是再次印证国际政治最现实的逻辑：国家利益永远先于意识形态承诺，个人命运终究只是大国战略调整下的附属变数。

美国针对部分自称“流亡”港人的“延期强制离境措施”（Deferred Enforced Departure，简称DED）将于2027年2月5日届满。必须指出，DED从来不是正式庇护机制，更非永久居留保障，而是一项依附于总统行政权力的临时政策安排。它既非国会立法所建立的制度保障，亦不构成任何长期政治承诺，因此本质上随时可能因政策调整而改变甚至终止。然而，不少港人长期将DED视为美国对所谓“流亡手足”的政治承诺，这种理解与现实之间其实存在明显落差。当一项政策既不具制度保障，亦不具永久法律效力，其延续与否便始终取决于执政当局的政治判断，而非受保障的既得权利。

“DED急救包”暴露流亡港人恐惧

近日在港社交媒体广泛流传的“美国港人DED紧急应对懒人急救包”，某程度上正反映了这种不安。从拘留程序、保释安排到移民文件保存方式，相关内容几乎全以最坏情况为前提。表面上，这是一份法律资讯指南。实际上，却反映出部分所谓“流亡”人士已将被拘留、被调查甚至被递解出境视为必须预先准备的现实风险。当一个群体需要透过这类危机手册建立安全感时，本身已说明其所依赖的保障远非外界想像般稳固。然而，更值得关注的并非DED本身，而是许多人对其产生的政治想像。

过去数年，部分于2019年“黑暴”期间涉案后离港的人士，一直相信西方国家会长期为其提供政治保护。诚然，当中确有少数人成功获得西方国家的政治庇护或居留安排，但不少人往往只看到结果，却忽略了结果背后的复杂条件。个别人士当年甚至更早时期究竟参与过甚么活动、涉入程度如何、扮演过甚么角色、掌握过哪些特殊资讯，乃至是否拥有某些外界无从知悉的背景或关系，公众根本无从了解。这些获批个案亦绝不可能向外完整交代其申请过程及获批依据。但不少人却据此认定彼此处境并无分别，进而相信自己亦理所当然能够获得相同待遇。

事实证明，这种以个别案例推论普遍结果的思维，从一开始便带有浓厚而天真的理想主义色彩。事实上，这种想像从一开始便与国际政治的运作逻辑存在落差。国际政治从不以道德为最高原则，而以利益为最终依归。无论是难民、流亡者、异见人士还是政治活动者，只要被纳入大国博弈之中，其价值便取决于是否符合国家战略需要。需要时，他们可以成为民主自由的象征。不再需要时，亦可能迅速被边缘化。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权力政治的现实逻辑。

“流亡政治”始终依托于外部条件

对美国而言，香港问题从来只是整体对华战略的一部分，而非目的本身。当香港议题有助服务更大的战略目标时，其重要性自然上升。当地缘政治重心转移，其优先次序亦可能随之下降。这并不意味美国完全放弃原有立场，而是反映任何政策最终都必须接受成本与收益的检验。对国家而言，这是理性的利益计算。对当事人而言，却往往是一场残酷的现实冲击。

不少所谓“流亡”人士当初离开香港，相信西方制度能够为自己提供更稳定、更安全的未来。然而，当他们逐渐发现自身法律地位同样会受到政治环境变化影响时，原有信念便开始动摇。他们既意识到自身处境正在恶化，却又难以放弃对既有承诺的期待。在此背景下，各类应急指南、法律支援网络及资讯共享平台迅速出现。这些工具固然具有一定实际价值，但同时亦反映出一种心理需求，即试图透过资讯与组织网络维持对未来的掌控感。当政策取向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国家手中时，个体能够影响的空间其实极为有限。

而这亦引出了所谓“流亡政治”最根本的结构困境。所谓“流亡政治”运动普遍面临同一个结构性难题：其生存空间有赖所在国容许，但其命运却无法左右所在国的核心决策。它或可获得支持，却难以取得保证。或可赢得同情，却未必换来持久承诺。因此，其政治安全始终建立于外部条件之上，而非自身力量。

当前部分香港所谓“流亡”群体面对的，并非单纯的移民问题，而是所谓“流亡政治”与生俱来的局限。只要其生存与发展依附于他国意志，其安全感便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国际环境变化。在形势有利时，这种依赖往往不易察觉。一旦政治气候逆转，其脆弱性便会迅速浮现。

“流亡”人士必须直面“弃子”现实

从这个角度看，围绕DED所引发的恐慌，真正受到冲击的并非某一项行政措施本身，而是一套长期建立于对国际政治过度乐观想像之上的认知框架。国际秩序从来建立于权力结构，而非道德承诺。外交政策服从利益计算，而非情感认同。任何外部支持都可能附带期限、条件与成本，而非无条件的长期保证。或许，这正是当前事件最值得深思之处。

对部分香港所谓“流亡”人士而言，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DED会否续期，而是如何理解一个更残酷却更真实的现实：在大国博弈之中，个体或许能够成为象征、议题甚至政治资产，但极少能够左右棋局方向。当其战略价值下降，或不再符合特定利益需要时，其政治重要性亦会随之下降。

曾经被高举的象征，未必能够获得同等程度的长期保障。曾经被赋予特殊价值的群体，亦未必能够持续维持原有地位。这未必是背叛，而是权力政治一以贯之的运作逻辑。说到底，大国博弈从来不缺被高举的旗帜，缺的只是永久有效的政治承诺。当战略需要消失，昔日被寄予厚望的人与事，往往最先被现实所重新定义。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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