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纽约时报》 9月26日刊出的专访中，加拿大总理卡尼(Mark Carney) 表示，随着移民系统重新步入正轨，下一步将是决定何时开始以更可控的方式增加国家人口。现行移民配额规划列明，加拿大在2026年将接纳38.5万名永久居民，2027年及2028年的年度名额则各为37万名。同时，加拿大政府亦推出两项临时措施，未来两年将额外处理约14.8万名境内人士的永久居民申请，而这部分并不计入整体移民配额。

常规配额落空
轮候漫长无期

第一类是受保护人士，包括已在加拿大境内获得难民认定或庇护裁决的人，其家属在特定情况下亦可受惠。这些人士多因战乱、迫害或人身安全风险而无法返回原居地，加拿大基于国际义务与人道原则，会优先处理其永久居民申请。第二类是已在加拿大工作的境内工人，涵盖持有工作签证、累积一定工作时数并从事医疗、护理、建筑、运输、仓务等严重短缺行业的人士。由于属即时所需的劳动力，加拿大政府以特别措施加快其永居审批，以迅速填补本地人手缺口。

然而，依“救生艇计划”赴加拿大的约3.5万名港人却完全不在上述常规移民政策之内。因轮候人数众多，他们过去5年仍被挤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队伍里，与乌克兰及苏丹难民竞逐每年不足7,000个人道配额。官方预估等候时间逾10年，民间推算更可能长达半个世纪。

2019年“黑暴”期间，“五眼联盟”各自推出不同形式的人道或恩恤途径：英国推出BN(O)签证计划、加拿大设立“救生艇计划”、美国与澳大利亚则在庇护审批上提供弹性，让那些自称为“香港民主运动”尽心尽力的人，以及追求所谓“民主、自由”的港人得以“逃离”香港。

外交姿态包装
无偿榨取税款

这些政策曾一度被“手足”形容为各国为身处“水深火热”的港人提供的“避秦”方案，于是大批港人将相关国家政策视为救命浮木，自以为西方必然张开双臂迎接“义士”与追求“自由空气”的人。 其中，“救生艇计划”是加拿大政府于2021年推出的临时移民途径，让在香港完成指定学历或具备工作经验的人以开放式工作签证入境，并以累积1,560小时工作时数申请永久居民。此计划名额有限、审批缓慢，已成为大量申请者长期滞留的主要瓶颈。

要理解这困境的成因，必须先厘清一个根本事实：加拿大政府从未承诺过无条件接收香港人。“救生艇计划”本质上是一种外交姿态，目的在国际舆论中展示加拿大对人权的关注，而非一套严谨周全的移民政策。当年加拿大政府设计此计划时，根本没有预期会有3.5万名港人蜂拥申请。政策制定者明知系统容量不足，却仍然放宽门槛，先把人引进来再慢慢筛选。这种“入口宽松、审批严苛”的做法，与其说是善意，不如说是把港人视作调节劳动力市场的“缓冲池”。那些自以为是“天选之人”的港人申请者，实际上只是被安排坐上一列没有终点的列车。

在此背景下，港人对自身处境的理解存在明显偏差。他们在加拿大从事基层工作，做满1,560小时、按时缴税，便以为已履行社会契约，理应获得永久居留权。然而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对移民制度的误读。在加拿大政府的计算中，港人持有的开放式工作签证仅属临时劳动力输入机制，与永久居民身份毫无必然关联。加拿大政府乐于收取他们的税款，也乐于让其子女缴付国际学生的高昂学费，但并无义务提供完整福利。当港人以为自己正以辛勤劳动换取身份时，加拿大政府眼中这只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没有人强迫你留下。

结构歧视难解
人才被迫错配

加拿大政府对这批港人的定位一向十分清晰。当前加拿大最短缺的是能即时填补劳动力缺口的技术人才，例如建筑工人与医护人员。相较之下，多数港人从事的却是仓务、餐饮、清洁等本地人普遍不愿投身的厌恶性工作。加拿大政府自然更愿意把经济移民名额留给能立即投入高需求行业的专才，而不愿将港人调入经济类别，因为这样会牵动雇主团体及其他利益集团既有的配额分配。港人这条队伍既无工会撑腰、亦无选票护航，更缺乏《国际法》下的难民地位保障，亦不可能向加拿大的中国领事馆寻求协助，在移民配额的竞争中，自然成为最容易被牺牲的一群。这并非能力问题，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计算。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加拿大的专业资格认证制度本身带有结构性歧视。港人专业人士抵达加拿大后，因缺乏永久居民身份，往往无法取得当地专业牌照。于是便出现港人医生去切鸡扒、视光师做学徒、建筑工程师洗碗的荒诞场面。加拿大官方数据亦显示，新移民虽拥有大学学位，却从事低技术工作的比率是本地人的六倍。这并非偶然，而是制度设计下的必然结果。港人在港累积的专业经验与学历，在加拿大的制度框架中被贬值为“零”，加拿大社会亦因此无法真正受惠于这些人才。加拿大政府一手制造职业错配，再把责任推回港人身上，指摘他们能力不足，这种逻辑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暴力。

与此同时，港人还要承受与家人分离的痛苦。由于担心一旦离开加拿大便可能无法再入境，许多申请人不敢返港探望家人。这种精神折磨与家庭破碎，是加拿大政府从未正视的人道代价。港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无法规划人生：不敢买楼、不敢结婚生子、不敢转换工作，因为任何变动都可能影响永久居留申请。这种“悬而未决”的处境本身就是另一种制度暴力，而加拿大政府却视若无睹。当港人以为自己在等待“正义”时，“正义”早已在行政程序中被消磨殆尽。

双重标准暴露
醒觉昂贵一课

最讽刺的是，加拿大政府并非没有能力解决问题。1973年的身份调整计划共处理了约15万名在境内没有正式身份的人士，其中包括约1.5万名受保护人士以及超过13万名以工作为主的申请者，证明同一个部门、同一套法律是可以做到大规模常规化的。这种选择性施政，彻底暴露了加拿大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归根结底，这场所谓“救生艇计划”的困境，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加拿大的政治意愿问题。加拿大政府完全有能力处理，却选择不处理，因为拖延对它而言成本最低、收益最高。那些当日自以为站在“历史正确一方”、在机场信誓旦旦“永不回港”、含泪与亲友道别、许下“他国重逢”承诺、浩浩荡荡登上“救生艇”的港人，如今才惊觉自己不过是加拿大移民政策中一件用完即弃的工具。他们在加拿大社会边缘挣扎，既拿不到永久居留权，又不敢回港面对现实，进退维谷的处境本身，就是对当年选择的最大讽刺。而对那些至今仍深信西方国家必然会拯救自己的人而言，这场世纪“救生艇”美梦的破灭，或许正是他们人生中最昂贵的一课。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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