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警方国家安全处于国庆日前夕依法拘捕网媒“Boom News 爆炸头”创办人兼主持邓浩荣，指其涉嫌发布煽动性虚假讯息。事件引起部分媒体及香港记者协会高度关注及回应。警方其后发公告，明确指出所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有关说法公布后，网上讨论迅速升温，争议多集中于警方公告中“何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一点。然而，当前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围绕831的死亡传闻是否具备事实基础？相关论述是否长期建立于缺乏证据支持的指控之上？而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又是否足以成为涉及相关行为时的免责依据？

国安执法打假
审视死亡传闻

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必须区分事件本身与围绕事件衍生的叙事。2019年8月31日太子站内确曾发生冲突及警方执法行动，此点并无太大争议。然而，其后广泛流传于社会的，并不只是对执法过程的质疑，而是涉及有人在站内死亡、遗体遭秘密处理，甚至当局刻意隐瞒真相等严重指控。

当一种说法长期以“死者”、“冤魂”、“被消失者”等概念为核心向公众传播，其性质便不再只是提出疑问，而是在逐步建构和强化一套特定叙事。因此，警方国家安全处所指的“假消息”，焦点未必在于否定当晚曾出现冲突或执法行动，而是在质疑围绕死亡传闻所形成的一系列指控是否具备充分事实基础。此区分至为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相关讨论究竟应以情绪与政治象征为基础，还是以证据、事实及可验证性作为准则。

支持相关死亡传闻者经常提出所谓“真相未完全公开论”，认为港铁未公开全部闭路电视片段、部分影像纪录存在缺失，加上事件初期资讯混乱，故仍无法完全排除有人死亡的可能。然而，此说法本身面对一个基本而重要的证据问题。重大指控理应由提出指控的一方负责提供证据支持，而非要求被指控者无限期证明某件事情从未发生。尤其当指控涉及执法部门导致市民死亡，更须建立完整而可信的证据链，包括死者身份、死亡纪录、家属报案资料、遗体处理纪录，以及其他客观可验证证据。

六年未见证人
荒谬传言自破

问题在于，六年过去，上述关键证据始终未有出现。相反，当年一度被广泛流传、甚至被部分人视为死亡传闻重要证据的“韩宝生”个案，其后由被捕人士王茂俊于2020年公开现身拍片，表示自己就是一直被外界称为“韩宝生”的人，并称已离开香港前往英国寻求政治庇护。这宗曾被赋予高度象征意义的案例，不但未能支持死亡指控，反而成为相关传闻缺乏事实基础的代表性例子。此外，过往数年，为数不少的港人“逃离”香港、前往西方国家呼吸“自由空气”，当中不乏2019年“黑暴”中坚分子及领军人物，但从未有人出来指证831事件。

事实上，此类现象并非仅见于831死亡传闻。2019年“黑暴”期间另一宗广受关注的“爆眼女”事件，同样反映未经充分查证的资讯如何迅速演变成具强大政治动员能力的公共叙事。事件发生后，“爆眼”、“永久失明”、“警方射瞎示威者”等说法迅速成为舆论焦点，“还眼”亦随之成为广泛流传的政治口号。其后大量示威者以纱布遮眼，当中不乏当年反对派立法会议员，相关意象更被大量海报、标语、集会及媒体报道引用，逐渐演变成整场运动的重要象征之一。

然而，事隔多年，公众对当事人实际伤势及视力受损程度仍未掌握完整而具权威性的公开医疗证据。当事人其后离开香港，先后被报道前往台湾及移居加拿大。至于其最终伤势、视力状况及受伤原因，社会上长期存在互相矛盾的说法。有人认为其右眼视力严重受损，亦有媒体根据后来公开出现的照片看出当事人双目“炯炯有神”，质疑早年部分流传说法的准确性。无论外界对事件本身持何种立场，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在许多关键事实尚未获得充分确认之前，相关政治象征及社会情绪其实早已形成。

象征凌驾真相
记忆沦为工具

若将“爆眼女”事件与831死亡传闻置于同一脉络观察，两者其实呈现相似的传播模式。部分尚未获得充分证实的重要讯息，在情绪高度对立的社会环境下，往往能够迅速突破事实查核的速度，率先进入社交媒体及网上舆论之中。随着反复传播、集体纪念及政治动员持续进行，其象征意义甚至可能逐渐超越事件本身。当公众开始围绕某种既定叙事形成身份认同与情感连结后，后续证据究竟是否充足，反而容易退居次要位置。

在此情况下，若仍持续以“831死者”、“太子站冤魂”等说法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相关论述与现有客观事实之间显然存在难以忽视的落差。从此角度观察，问题核心并不在于不同政治立场如何评价个别事件，而在于公共讨论是否仍愿意接受证据检验，以及是否容许事实修正既有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软对抗”论述亦逐渐出现明显转变。与其继续集中讨论死亡传闻是否成立，不少论述开始将831重新定位为2019年“黑暴”的转捩点、警民关系恶化的象征、社会信任危机的缩影，甚至是一种集体记忆。此种论述策略的作用，在于即使接受目前并无证据显示有人死亡，仍可维持831在政治叙事中的特殊地位。

拒绝虚构抹黑
回归理性讨论

然而，正因如此，更有必要重新检视相关纪念活动及公共论述的实际内容。若831仅被视为一宗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事件，其政治争议或许相对有限。但若相关活动长期围绕有人“被打死”、有人“被消失”、“警方隐瞒真相”等未获证实的指控展开，其意义便不再只是单纯回顾历史，而是在持续传递特定政治讯息。因此，争议焦点从来不只是献花、悼念或集会本身，而是这些行为是否同时承载及延续某种缺乏充分证据支持的指控。

在此背景下，再回到媒体及新闻工作者的角色问题。有意见认为，只要相关内容以新闻报道形式呈现，便应受到充分保障。然而，新闻自由并不意味所有资讯主张均毋须接受事实检验。媒体的核心功能固然包括监察权力、纪录社会争议及提出质疑，但同时亦有责任区分已证实事实、合理怀疑与纯粹推测之间的界线。若某些平台长期以“警暴”、太子站为“屠站”、有人“被打死”、有人“被消失”等未经证实的叙事框架作为报道基础，其角色便可能不再只是资讯传递者，而同时涉及价值塑造、舆论建构及政治动员。当新闻工作逐渐与特定政治叙事深度结合，并持续重复传播缺乏充分证据支持的重大指控时，其社会功能与评价自然有必要接受更严格的检视。

由此观之，理解当前争议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涉事人士是否具备新闻工作者身份，而在于有关内容本身是否建立于可靠事实基础之上。警方国家安全处所关注的焦点，未必是新闻工作本身，而是相关内容是否透过持续散播缺乏充分证据支持的重大指控，从而激化特定政治情绪、加深社会对立。

无论外界最终如何评价此案，围绕831的讨论若要具备公共说服力，终究仍须回到同一基本原则：任何足以影响公共认知、社会秩序以至政治判断的重大指控，均应接受证据检验。否则，当传闻被反复传播而成为既定印象，当象征逐渐凌驾事实之上，公共讨论便容易由追求真相演变为维护叙事。届时受到侵蚀的，不仅是个别事件的事实基础，更是整个社会赖以维系理性讨论的共同认知框架。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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