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李冠儒博士

在政策文件中，“东盟”（ASEAN）常被抽象为一个高度统一、运行顺畅的整体机制。然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与区域一体化的研究中，从贸易数据及制度演进的理论视角出发，所谓“与东盟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外交政策、一种缩写，这是因为东盟内部的一体化程度远低于社会各界的一般认知，跟欧盟有天渊之别。对于正致力于巩固国际金融与贸易中心地位、加速拓展与东南亚合作机遇的香港而言，还是需要开拓具体东南亚国家的国别研究。

为何说“东盟非盟”？

评估一个地区的结构性一体化，关键在于看其是否具备超国家权威与制度约束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IPE系主任王正毅教授等提及，东南亚区域合作有着特殊的历史基因与制度路径。对比欧洲一体化拥有统一的市场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超国家机制，东盟的核心运行机制依然建立在传统的“东盟方式”之上，主要是强调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以及非强制约束。在香港大学助理教授黄裕舜主持的《走进东盟》（Understanding ASEAN）节目中，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George Yeo）也向观众强调了这种“东盟方式”，阐明不依靠任何单一力量，尽可能在多极格局中共赢的“竹子外交”。

然而，这种机制虽然在历史上帮助东南亚避开了大国冲突、维持了表面上的团结，但其负面效果是导致各成员国约束力非常松散，是一个主权让渡程度低的联合体。东盟秘书处缺乏实质性的执法与仲裁职能，导致所谓的“东盟共同体”蓝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意志。此外，Michael Leifer、Donald K. Emmerson 等东南亚研究者就会提及东盟没有明确的、统一的文化公约数。

东盟各国差距极其明显

光从经济基础来看，东盟十国之间的差异甚至超越了全球绝大多数区域组织：既有高度发达的新加坡，也有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中等收入制造业国家，还有基础相对薄弱的老挝、柬埔寨与缅甸。以人均GDP为例，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最新公布数据，新加坡人均GDP已突破89,000美元，而缅甸仅约1,359美元，差距依然保持在70倍以上；若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差距仍然悬殊。各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关税税率以及监管标准上存在鸿沟，而其领导人的更替、民族之间的冲突带来巨大的分别，例如越南的苏林接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表现出以结果为导向及经济优先的施政方针，较少提及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因此与中国的合作空间有所增加。本所也介绍过马来西亚因为历史原因，在政策上偏向马来人，华人感受的不公以及“绿潮”因素很可能导致华人政治代表的选情越来越严峻，本来与香港合作的议员若因此下野，自然也会危及港马合作的成果。

此外，由于东南亚国家间常呈现竞争性而非互补性的产业格局，各方在农产品、电子代工和纺织业等领域激烈争夺外资，导致东盟内部贸易占比长期停留在低位瓶颈。根据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4等数据，2023年东盟内部贸易占其总贸易额约21.5%，反观欧盟内部贸易占比长期稳定在一半以上。拿微妙的中韩日关系为例，即便经历高市错误涉台言论及日韩贸易战，其半导体产业等内部贸易占比却特别高。具体来说，日本的材料企业极度依赖中韩的庞大订单来维持研发；韩国芯片极度仰赖中国市场消化，同时又离不开日本的精密装备；中国的电子制造业则高度依赖日韩的高端芯片与技术。

考虑到东盟的自贸协定即便降低了表面上的关税，各国的检验检疫、技术标准、劳工法规以及数据跨境政策等非关税壁垒依然零散，所以要成为“东盟专家”非常困难。如果要制定所谓“对东盟政策”，往往需要多个东南亚国别研究者相互配合。以党派政治为例，一个宏观的“东盟专家”根本不会注意到从马来西亚安瓦尔领导的团结政府核心成员民主行动党（俗称“火箭”）、传统马来（人）大党巫统（俗称马来民族统一机构）、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乃至在野的国民联盟以及由前部长拉菲兹等人在2026年接管并重组的马来西亚同心党等如何在马来西亚复杂的政治博弈与政策转向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与东盟合作”的说法，终究不过是政府进行外交对接和政策归类的标签而已。

拓展东南亚市场亟需加强国别专攻研究

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来将策略重心转向东南亚，希望在双边贸易、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和科技创新等领域拓展空间。然而，考虑到东盟一体化程度较低，其实有必要让不同的学者为香港专攻特定东南亚国家。光以法学为例，东南亚区域存在各类法律体系。既有沿袭英美法系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采用大陆法系的越南和泰国。而即便是沿袭英美法系的国家，其情况也与香港迥异，存在融合宗教法的情况。举例来说，汶莱既保留了源自英国的普通法体系，又推行了极严格的伊斯兰教法；马来西亚的民事法院与伊斯兰法庭（Syariah Court）双轨并存，宪法规定伊斯兰教法适用于当地穆斯林的婚姻、遗产继承、家庭关系及部分宗教犯罪。

同样地，在金融领域，东南亚各国的外汇管制政策差异巨大，新加坡资金流动高度自由，而部分东南亚国家对资金跨境回流设置了严格的监管限制，所幸这方面香港的商人已从国际贸易实践中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但客观上依然存在大量区域研究空白，考虑到政党轮替对港马贸易、合作有较大影响，港府也需要马来西亚政党专家来估算合作对象下野等风险。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与工业贸易署的最新数据，2025年香港与东盟的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达到约16,685亿港元，东盟稳居香港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仅次于中国内地。但若细分为不同国别，前四为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占比极高，而老挝、柬埔寨、东帝汶等国与香港的贸易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般市民也未必清楚香港的对东盟合作的方针是“全方位”的还是“特定发达经济体”的，个中差异非常大，因为前者的思路更可能帮助祖国增强与老挝、东帝汶等国家的关系，更好地回应“全球南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烧钱的；后者更有可能为香港带来实在的利益，包括最为直接的税收，以及对等的文化产业合作等。这也说明了，香港对东南亚的经贸布局不能只停留在“东盟”这个整体标签上，而必须细化到具体国别，香港终究需要建立一套精细化的东南亚国别差异化策略。

作者李冠儒博士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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