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观全局｜孩子说“我很累”，我们听见了吗？
“你还这么小，有什么好烦？”这句话，大人或许说得随意，孩子听起来，却可能觉得自己的难受不值得被认真看待。我们习惯问孩子功课做完没有、测验考得如何，却未必记得问一句：“你今天过得好吗？”即使问了，有时也未等他说完，便急着给建议、讲道理，或提醒他不要想太多。孩子说“我很累”，我们听见的，究竟是需要纠正的态度，还是一个需要被接住的讯息？借着精神健康月，我想谈谈香港儿童的精神健康。不是只谈孩子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想问：我们为孩子安排了那么多，是否也留下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安心长大？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家庭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于2023年公布一项调查，团队在2019年至2023年间访问了6,082名6至17岁的在学儿童及青少年，结果显示，24.4%的参加者在接受访问前的12个月内，曾受到至少一种精神疾病困扰。调查涵盖神经发育、情绪及行为等不同问题，并非单指焦虑或抑郁。数据反映的是当时的情况，但它提醒我们：孩子的支援需要，不能被忽略。
读到这些数字，我更关心的是数字背后的家庭：孩子有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难受？家长察觉后，是否知道可以找谁？求助之后，又是否有人陪他们走下一步？
不应轻易责怪家长不重视
有些家长担心，求助会令孩子被贴上标签；有些不知道该找谁，也拿不准什么时候需要专业协助。还有一些家庭，早已疲于应付生活，连坐下来好好谈一次的余力也没有。面对这些处境，我更希望我们先理解家庭的难处，再想办法把支援送近一点。
对家长而言，承认孩子需要帮忙，有时并不容易。他们需要的不是一句“你应该早点求助”，而是有人告诉他们：“不用独自摸索，我们一起看看可以怎样做。”
先听孩子说完
我不希望我们只在孩子出现危机时，才认真谈精神健康。重视情绪，也不等于孩子一不开心，就急着替他贴上诊断标签。我们可以先听，了解他遇到了什么，哪些事情令他难受，又希望大人怎样帮忙。
有时候，大人的回应太快了。孩子说功课很多，我们便说：“大家都是这样读书的。”孩子说不想上学，我们便问：“是不是你不够努力？”孩子说与同学相处不开心，我们便劝他：“不要那么敏感。”
这些话语未必出于恶意，却可能令对话停在最需要继续的地方。我们不必立即答应孩子所有要求，也不必急着替他解决每一道难题。但在讲道理之前，可以先说：“听起来，你今天真的不好受。”让他知道，我们愿意理解，而不是等着反驳。
转介之后，支援不能中断
谈到政策，我最关心的，不只是有多少服务，而是一个家庭真正需要帮忙时，能否找到入口，并且得到持续支援。对制度而言，完成转介是一个程序；对家庭而言，可能才是最忐忑的开始。
孩子仍要每天上学，家长仍要上班。等待期间，谁可以回答他们的疑问？情况有变时，应该联络谁？学校、社工与医疗人员之间，又如何保持沟通？这些都应是服务安排中清楚交代的事情，而不应留给家长自行摸索。
检视政策成效，不应只看接获多少个案、完成多少转介，更要看孩子在等候和转介期间，有没有持续得到支援，家长又是否清楚下一步可以怎样做。我希望，政策所说的“及早介入”，能成为家庭感受得到的帮助：有人愿意听，有人跟进，也有人在他们最不知所措的时候，说清楚下一步。
让情绪教育走进日常
情绪教育应走进日常，而不只停留在讲座或活动日。我们可以在平常的相处中，让孩子练习说出感受，也让他知道，难过、害怕或失望，都可以拿出来谈。当他鼓起勇气开口，大人的回应不妨慢一点，先听完，再一起想办法。
家长同样需要支援。与其只提醒家长多陪伴孩子，不如提供更容易接触的亲职支援，让他们有地方商量，有机会学习怎样回应孩子，也能谈谈自己的压力。我希望支援家长时，我们不只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也关心他们“有没有余力去做”。
教师也不应独自承担所有责任。我希望学校有足够的专业支援，以及清晰的求助和跟进安排，让教师察觉孩子需要帮忙时，知道可以与谁合作。关心学生，不应意味着教师要独自处理每一个复杂的家庭或精神健康问题。
设计服务时，更不能少了孩子的声音。我们可以直接问孩子：怎样的求助方式令你安心？你希望找谁说话？什么安排会令你却步？如果一项服务是为孩子而设，就应让他们有机会参与，而不只是由大人替他们决定。
关心不应随活动结束
精神健康月会过去，孩子却仍要每天上学、回家，面对功课、人际关系，以及成长中的种种不安。我们的关心，不应随着活动结束而停止。
今晚回家，不妨少问一次分数，多留一点时间听他说话。即使他一开始只回答“没什么”，也别急着结束对话。我们未必能替孩子解决每一道难题，但可以让他知道：当你说“我很累”，我不会先责怪你；当你需要帮忙，我会陪你一起找。家庭如此，学校、社区和政策也应如此。
孩子不必等到撑不住，才值得被照顾。
作者林素蔚是注册社工，家庭治疗硕士，第七届立法会议员；投身社会福利及政策研究工作十多年。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