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豪教授专栏

香港近年开始较为重视职业专才教育，这种转变并非偶然。随着产业结构改变、人口老化加快，以及城市运作对技术人员的依赖日益加深，社会已难以单靠传统学术教育回应所有人力需求。在这个背景下，政府将“雇员再培训局”改革为“技能提升局”，并准备检讨持续进修基金的使用方向，反映公共政策开始更正面地处理技能培训、在职进修与产业需要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政策讯号，因为它至少承认了一个长期存在但经常被忽视的事实：一个城市能否稳定运作，不只取决于高学历专业人才，也有赖大量具备实务能力的技术工作者。

技能政策转向背后的制度意义

不过，若要真正回应香港长年以来的“唯学历论”，关键未必只在于增设一个新机构，而在于这个机构能否带动更深层的制度调整。香港社会对成功路径的理解，长期倾向将传统大学学位视为较为稳妥的选择。这种文化不只影响家长和学生，也深深嵌入招聘制度、薪酬设计与晋升逻辑之中。

结果是，即使社会不断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实际资源分配和社会评价仍然往往以学历作为核心标准。若这种结构没有逐步松动，技能提升局即使推出更多项目，也未必足以改变技能劳动长期被低估的处境。

城市运作工种的专业价值

技能提升局首阶段聚焦“城市运作”相关课程，方向本身有其现实意义。香港是一个高度密集的城市，交通系统、楼宇设施、能源供应、供水排污、物业维修，以至安老与社区照顾服务，背后都需要大量熟练技术人员维持运作。这些工种的社会价值其实十分清楚，只是过去未被充分说明。在公共讨论中，城市繁荣往往较容易与金融、创科或专业服务联系起来，至于维持日常秩序的技术劳动，则常被理解为配套性质的工作。这种理解未必全面，也容易令青年忽略这些行业本身所具备的专业性与发展空间。

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城市运作早已不是单纯依靠体力与经验的工作模式。随着数码监测、智能管理系统、建筑资讯模型、机械自动化与遥距维修技术逐渐普及，不少传统技术工种本身已出现明显转型。今天一名从事电力系统维护、楼宇设备管理或公共设施监察的前线技术人员，其工作内容往往同时涉及数据处理、系统操作、风险应对，以及与跨专业团队协作。若社会仍以旧有印象理解这些工种，便容易低估它们在智慧城市发展中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技能提升局若能将相关工种整理为较清晰的能力架构，的确有助提高社会认知，也有助从制度层面重新说明何谓专业。

认证制度与专业阶梯的衔接

然而，要让这种专业定义真正发挥作用，关键不只在于课程内容的更新，更在于认证与衔接制度能否形成较完整的体系。香港过去一直设有技能培训和资历认证的相关安排，但不同制度之间的连结仍有进一步理顺的空间。部分从业员在工作中累积了丰富经验，惟有关能力未必容易转化为正式资历；而部分进修课程所取得的证书，在市场上的认受程度亦存在差异。至于希望由技术岗位进一步向督导或管理层发展的人士，有时亦会受到学历要求或衔接机制所限。虽然现时已有过往资历认可机制，但涵盖行业目前仍有一定范围上的限制。

从这些情况可见，施政报告提及技能提升局将构建技能进修阶梯，有助香港确立清晰而具持续性的专业进阶路径；因此，期望该局未来能在培训之余，协调认证制度、升学衔接与业界认受，以切实提升政策成效。

持续进修基金的制度定位

与此同时，持续进修基金的定位亦值得一并检视。基金多年来的确帮助不少市民负担进修开支，亦为在职学习提供一定支持。不过，在现行安排下，受资助课程种类繁多，部分课程对个人固然有实际帮助，却未必能与行业长远所需的技能培养充分衔接。

再加上有些课程以短期考牌或单一证书为主，学习成果较难逐步累积成为较完整的专业路径。若未来希望基金在支援个人进修之外，也更有效回应整体人力发展需要，如何加强课程规划与资历衔接，便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微认证模式的累积功能

在这方面，微认证制度值得进一步发展，但前提是标准必须严谨，而且能与更高层次的资历衔接。微认证之所以受到重视，不在于它比传统学位更方便，而在于它较能回应在职人士的学习现实。很多前线工作者未必有条件离开工作岗位数年去完成整个学位课程，但这并不表示他们缺乏持续进步的能力。

若制度容许他们透过分阶段学习，逐步取得被承认的技能单元，再将这些单元累积成为较完整的专业资格，终身学习才有机会由口号变成较具体可行的安排。不过，若微认证只是另一种碎片化证书，而缺乏职级认可、学分转换与行业标准的支持，相关安排的实际效用便可能受到限制。

应用科学大学的制度角色

因此，技能提升局未来能否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专上教育体制的关系。近年香港开始推动应用科学大学发展，这是一个重要讯号，因为它有机会打开传统学术大学以外的另一条制度路径。不过，应用科学大学若要建立自身定位，便不能只是以较低门槛复制一般大学模式，而应真正回应应用知识、行业合作与职业流动的需要。

对许多已在工作现场累积经验的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未必是另一张形式上相似的学位，而是一套能够承认实务能力、协助其向上流动，同时维持学术与专业水平的教育制度。

专上教育阶序的观念限制

这里牵涉一个较少被正面处理的问题，就是香港专上教育内部其实仍然存在清晰的阶序观念。研究型大学通常被视为较高位置，职业导向课程则较容易被理解为次一级选择。这种阶序会直接影响学生选择、家长态度与雇主判断，也令应用教育即使获得政策支持，仍然较难在社会文化层面获得真正平等的尊重。

若要逐步突破这种局面，制度设计便不能只处理收生与课程问题，也要兼顾学分互认、过往资历认可、师资聘任标准，以及不同教育路径之间的实际流动机会。只有当技术教育不再被视为传统学术路径以外的次选，而被理解为具备独立价值与完整前景的制度安排，社会观念才较有可能逐步改变。

劳动市场中的学历偏好

当然，较难处理的部分仍然是劳动市场本身。香港之所以形成强烈的学历偏好，并不只是文化想像造成，而是很多行业的聘用与晋升机制长期如此运作。在不少机构中，学位仍然是最方便、最可量化的筛选工具。这种做法对雇主而言或许有效率，但同时亦容易压缩实务人才的上升空间，令技能与经验较难转化为制度上的承认，例如在长者日间护理服务，即使有通才训练的技术人员，懂得简单辅导、带领复康小组、进行基础护理，以至懂得适时转介，机构往往只会聘请护士、社工和治疗师。

久而久之，青年自然较倾向追逐学历，而非投身技术路径。若希望逐步扭转这一局面，除了社会观念转变之外，公营部门与受公帑支持机构如何在用人标准上作出更细致的调整，亦值得关注。

能力评估方式的多元化

在这个基础上，另一个值得讨论的方向，是如何在招聘、晋升与职级安排上，更充分反映不同类型能力的实际价值。对某些本质上高度依赖实务判断的职位而言，例如工程监督、设施管理、美容美发或社区照顾等范畴，技能资格、工作表现与现场经验，往往都是专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若这些能力能在入职要求、起薪安排及晋升评核中得到更清晰的体现，将有助社会更全面理解专业的多元基础。这并非要削弱学历的重要性，而是希望在学历之外，让其他经由实务历练形成的能力，也能获得较适切的制度确认。如此一来，教育公平与职业流动的讨论，亦会有更具体的落实空间。

不同能力类型的相称位置

从更大的角度看，技能提升局的成立，其实触及香港如何理解人的价值与社会流动的问题。若一个社会只承认少数形式的成功，便难以真正尊重多样的人生发展路径。技术工作长期被低估，不只是因为它们不够重要，而是因为香港过去习惯以学历阶梯来分配地位与机会。这种分配方式在高等教育扩张之后并没有自然消失，反而在竞争加剧之下变得更稳固。也正因如此，今日谈技能提升，不应只理解为补充劳动力供应，而可视为一次重新思考教育、工作与尊严之间关系的契机。

若技能提升局能够在资历认证、课程衔接、雇主参与及公营机构用人标准方面，逐步建立较完整的制度安排，它的意义将不只是一项人力政策调整，而有机会成为香港修补教育与劳动市场失衡的一个起点。真正值得期待的，不是社会从此不再重视学术，而是不同能力类型都能在制度中找到相称的位置。当一名技术人员的专业判断、工作责任与社会贡献，能够获得与其实际价值相符的待遇与尊重，香港才较有可能逐步走出长年“唯学历论”的框架。这样的改变未必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但若缺乏这一方向，任何有关技能时代的论述都容易停留在口号层面。

作者冯志豪是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协理副校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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