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李冠儒

2026年APEC财政部长会议即将在香港举行，由国家财政部主办、特区政府承办。届时，21个经济体的代表将齐聚香江，探讨全球经济形势、数字基建融资、普惠金融等议题。特区政府将全力以赴，为与会代表提供高质素的会议体验。对于香港而言，这不仅是一场国际会议，更是一次向世界展示自身制度优势与专业能力的机会。除了关注成果外，会议场上的互动也不容忽视，例如中日财长会不会在香港这次会议上谈话，就会是外界解读香港有没有国际调解功能的一种判断依据。

笔者虽是土生土长的港人，却曾在2018年以内地（北京）代表参与某APEC教育及经济会议。作为青年代表，当年处理的都是小事，例如担任负责接待的志愿者与会议报告的校对，却也因此有幸全程在会场内近距离观察各国代表的一举一动，亦天然有与外国代表直接交流的机会。交流的细节，看似零散，然则比官方简报都更能让人直接感受到国际关系。

举例来说，笔者与澳大利亚代表的交流，就曾无意间触及了对国家安全的定义与考量等深刻课题。在多个经济体代表主动找中国青年代表交流后，视野范围内走进了澳大利亚代表，笔者也就询问了澳大利亚代表如何看待2018年澳大利亚草莓藏针事件引发的模仿犯效应。这是因为在2018年9月9日，昆士兰州首次报告有人在食用草莓时吞下半根针并因此住院。

随后，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等多个州陆续出现类似报告，涉及至少七个草莓品牌，蔓延至多个州，并出现大量模仿犯和虚假报案，最终导致澳大利亚草莓产业遭受重创。她的第一反应是反问为何笔者会关注此事，并定性该事件是澳大利亚国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随后问笔者是否受某组织委托进行非传统安全的研究，笔者回答自己只是因为自己是国际关系研究者，读了有关新闻，所以好奇澳大利亚代表怎么看。她的警觉反映国际场合中信息交流的敏感性，在中澳关系欠佳的情况下也自然更敏感。

2017年底至2018年，澳大利亚政府推动立法，旨在应对外国对澳政治干预。尽管官方声称不针对特定国家，但当时澳大利亚媒体与政界大量讨论“中国渗透”，中方认为该法实质针对中国。在APEC这样的平台上，任何提问都可能因为国家间关系，被赋予超出原意的解读，这正是国际关系复杂性的具体呈现。

会议期间不乏跨文化交流的挑战。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APEC当年的主席经济体，其代表非常主动地与中方青年代表聊天。他们先是介绍巴新是南太岛国中面积最大也相对亲华的国家，问中国青年代表对哪个南太平洋国家较为熟悉。笔者当时回答纽埃（Niue），对方颇感意外，因为纽埃一个人口不足两千的岛国，正常外国人确实不会关注。笔者解释这是大学课堂随机抽签的研究作业，二手资料不多，最终鼓起勇气直接致电当地局长进行访谈，竟获答允，事后想了想，若对照香港人口，找他们的局长跟我在香港找一个区议员差不多。巴新代表听后会觉得教学方式很有意义，也接著问了我香港的一些情况。这段经历姑且可算作民间外交的缩影，国际化的个人经历不知何时就会能成为跨文化沟通的切入点。

而与智利代表的互动则更为耐人寻味。他主动表示自己喜欢中国，希望会后由笔者带他逛北京。笔者建议参观万里长城或参访企业，他均拒绝，坚持只去毛主席纪念堂，并向我讲述他对皮诺切特将军的感情，以及对毛泽东的仰慕，这样的经历提醒笔者需要结合历史脉络与政治情感来理解他者。

与日本代表谈及中韩日教育合作时，当年的氛围仍相当友好，各方普遍认为区域教育整合有其必要。如今回望，更能直观感觉到国际关系转变之快。至于美国代表，让笔者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迟到、玩手机、对中方青年代表态度不友好，这些细节同样构成了一种“实在”的国际关系体验。它未必令人愉快，却真实地反映了抗议的信号。当年，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根本性转变——从“接触”转向“战略竞争”。这一年，经贸战、科技脱钩并行，两国关系从“竞争与合作并存”滑向竞争，火药味自然浓厚。

可见，参与国际组织的会议，其意义远不止于议程上的讨论与文件上的共识。真正鲜活的国际关系，往往存在于会场边缘的闲谈、茶歇时的寒暄、电梯里的偶遇，外交学上甚至有葬礼外交的说法。香港即将主办APEC财长会议，我们当然应为此感到骄傲，这是香港在国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角色证明。但与此同时，也不妨将目光投向会场内外的代表互动——那些具体而微的交流，才是国际关系最诚实的面孔，也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最应珍视的民间外交资产，期待有更多港人关注乃至参与其中。

作者李冠儒博士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