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香港首次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政部长会议，引起不少关注。社会讨论普遍聚焦于大型国际会议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例如访客消费、酒店入住率及会展收益。然而，若将今次会议理解为一次普通的国际活动，甚至视之为推广香港形象的机会，未免过于表面。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加速重组之际，为何来自21个APEC经济体的财金决策者选择在香港进行区域层面的政策对话，而这个决定又反映出香港在亚洲经济版图中的甚么位置。

多国财金巨头聚首
考验制度可信度

要理解这场会议的意义，首先必须理解香港所处的环境已经出现根本变化。过去数十年，香港的成功很大程度建基于全球化扩张。当资本、货物、资讯及人才以愈来愈低的成本跨境流动时，香港凭借其制度优势、国际金融网络及连接中国市场的特殊位置，逐步发展成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然而，今日的世界正朝着另一个方向演变。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供应链重组持续推进，经济安全逐渐成为各国政策考量的重要因素。全球化并没有终结，但其运作方式正在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都不再理所当然。

正因如此，今次会议的举办地点本身便具有分析价值。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从来不只是市场规模或交易量的竞争，更涉及国际社会是否愿意将其视为可信任的平台。在政治分歧扩大的时代，能够让不同经济体持续展开务实对话的空间并不多。无论外界对香港抱持何种评价，一个缺乏实际功能的平台，不可能成为区域财金政策讨论的重要场所。换言之，今次会议至少反映出一个现实：香港仍然被区内主要经济体视为具备制度可信度、专业能力及国际联系网络的交流平台。

全球变局反思桥梁价值
不在历史而在双向需求

不过，如果据此认定香港地位已经稳固无忧，则可能流于过度乐观。国际会议从来不是对过去成就的表彰，而是对未来功能的检验。香港获得主办权，反映的是各方相信它仍然具有价值，而不是保证这种价值将永远存在。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不是香港是否仍然重要，而是香港未来凭甚么持续重要。

不少讨论习惯将香港描述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但这种说法本身亦需要重新审视。桥梁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存在，而是因为两端仍然有往来需求。当中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及金融开放，国际资本希望参与中国发展，而中国企业亦需要接触国际市场和全球资金时，市场自然需要一个能够降低制度差异、资讯成本及风险认知落差的平台。香港的价值并非源于历史地位，而是源于其能否持续满足这些现实需求。

世界不缺金融平台
唯缺独特规则连接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许多讨论往往聚焦于人民币能否挑战美元地位，但对香港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制度连接功能能否继续存在。无论是债券通、互换通，还是其他跨境金融合作机制，其核心都不是货币竞争，而是如何让不同制度下的市场能够以较低成本进行对接。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重要性，正是来自这种连接能力。然而，这种角色并非天然存在，更不具有不可取代性。若其他城市能够提供更高效率、更低成本或更具创新的解决方案，香港现有优势同样可能受到挑战。

从会议议程可以看到，绿色金融、人工智能、数字基建及跨境金融合作看似属于不同范畴，实际上却指向同一个问题：亚洲下一轮发展所需要的庞大资本，将透过哪些市场、哪些机制及哪些平台完成配置。能源转型需要融资，数字基建需要融资，人工智能发展同样需要融资。表面上，这些议题涉及科技、环保或产业政策。从更深层次来看，却是一场关于资本配置能力的竞争。

锁定绿色金融数字转型
抢占时代亚太经济核心

这也是香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课题。绿色金融的重要性，不在于发行多少绿色债券。人工智能的价值，也不取决于出现多少科技企业。真正关键的是，香港能否成为支撑这些转型的融资平台。历史上具有长期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从来不是因为掌握某一项金融产品或某一个产业，而是因为能够持续参与每个时代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伦敦受惠于工业化浪潮，纽约受惠于全球资本市场扩张，而香港未来的竞争力，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在低碳转型与数字经济时代找到相应的位置。

这亦引申出另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近年香港经常强调自己是“超级联系人”，但在全球经济逐步区域化的趋势下，单纯担当联系人的角色或许已经不足够。世界并不缺乏资本流动的平台，也不缺乏金融服务供应者。香港若希望维持竞争优势，便不能只提供通道，而必须在规则衔接、风险管理、专业服务及跨境协调等方面建立更高门槛。未来竞争的焦点，未必是谁能够建立更多联系，而是谁能够提供最难被取代的连接。

从参与者到组织者
重塑香港国际版图

更重要的是，今次会议的意义其实超越金融本身。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往往同时是政策理念、监管标准及国际规则形成的重要节点。宏观经济稳定、数字治理、可持续发展及跨境金融合作等议题，看似专业技术问题，实际上却与未来区域经济秩序息息相关。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城市，不只是参与市场竞争，更能够参与规则讨论和议程设定，而这恰恰是香港长期以来较少被量化、却极具价值的一项资产。

因此，香港首次主办APEC财政部长会议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证明香港今天仍然成功，而在于提醒香港必须思考未来如何保持重要。当全球经济秩序正在重塑，亚洲新一轮发展格局逐渐成形，香港面对的核心问题始终不是如何证明自己仍然国际化，而是如何继续成为他人需要的地方。若香港只能依赖历史积累的优势，其竞争力终有一天会被消耗。若能够将既有的制度基础、国际网络和专业能力转化为绿色转型、数字经济及跨境合作的新优势，其重要性便不再来自过去成就，而是来自未来需求。

从这个角度看，APEC财政部长会议首次落户香港，最大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会议本身，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亚洲下一轮发展开始成形时，香港究竟是旁观者、参与者，还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者。答案不会由一次会议决定，但这场会议无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让香港重新思考自身在未来亚洲经济版图中的定位。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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