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麟专栏

过去几个星期，空气中飘着一种“不存在的威胁”。9月底，星岛新闻集团将军澳办公室收到白色粉末及恐吓信，警方爆炸品处理课到场，同日拘捕一名24岁男子。10月初，尖沙咀一间烘焙店收到写有“POISON”及骷髅头的粉末信，化验后证实是面粉。及后，一间装修公司与餐饮集团因逾百万元工程费纠纷，一连三日寄出超过三十封粉末恐吓信，殃及集团分店、职员、附近居民，最后三人被捕。日前，《香港01》、《点新闻》、《橙新闻》先后收到由英国空邮的粉末信，警方一度疏散员工。

粉末信的恐怖
在于疑假疑真

2001年，“911”袭击后不久，有人向美国国会议员、政府部门及媒体投寄含炭疽杆菌的粉末信，最终五人死亡、十七人染病。那一次，粉末是真的。此后，“白色粉末”四个字，在全球范围内被永久地与“炭疽”、“生化恐怖”连结在一起。

粉末信的威力，从来不在于粉末本身是否有毒，而在于不确定性。任何一封装有不明粉末的信件，在化验结果出来之前，都必然触发最高级别的应急程序：封锁现场、疏散人群、爆炸品处理课出动、防毒面罩、化学防护装备。即使最终证实是面粉，恐惧已经被制造，恐慌已经被传播，公共资源已经被消耗。

这是一种“低技术恐怖主义”。不需要炸药，不需要枪械，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只需要一个信封、一勺面粉、一张写着“有毒”的纸，以及一个愿意将恐惧当作武器的人。成本几乎为零，但消耗的社会成本包括警力、消防、化验、疏散、心理创伤，却以几何级数放大。粉末信之所以危险，不是因为它会杀人，而是因为它利用了一个社会对“可能被害”的集体幻象。

更值得警惕的是它的扩散逻辑。当一封粉末信成功迫使一间机构疏散、一队警员出动、一间传媒发表声明，它就完成了一次“示范”。心怀恶念者企图产生模仿效应，使边缘人认为：只需要少量面粉，就可以让整座城市的神经紧张。

寄粉末动机多样
无一具备正当性

粉末信寄件者动机各异。有人为了追债，有人为了报复传媒未刊登投诉，有人动机至今成谜。但不论动机是什么，选择以粉末信作为手段，本身就是道德上的破产。它不仅是犯罪，更是一场全方位的“无能展示”。以装修公司为例，此分析框架亦可套用于其他案例。

第一，商事无能。合约纠纷，有调解机制、有债务追讨机制。这些渠道或许不够快，但它们是文明社会解决商业争议的标准方式。跳过这些渠道，选择寄粉末信，既无助于成功取回欠款，更公开宣告自身连最基本的商业纠纷解决能力都不具备。

第二，策略无能。该公司“大包围”寄出三十封信，殃及集团分店、职员，甚至附近屋苑居民及商户。这种策略暴露了寄件者对“目标”与“手段”的彻底无知。将无关的居民和商户拖下水，胡乱扫射作势“滥杀无辜”，策略上形如自毁。这种高调的愚蠢，必然招致全民声讨以及严厉执法。

第三，法律无能。他们寄的是面粉，不是毒药。但法律关注的从来不是粉末的化学成分，而是行为的恐吓意图和造成的社会恐慌。当一封写着“POISON”和骷髅头的信件被打开，收件人的恐惧、警方的动员、传媒的报道、公众的焦虑——这些后果，不会因为“只是面粉”而消失。以为“不是毒药就无罪”，是对法律最危险的误读。

第四，沟通无能。粉末信是“不沟通”的终极表现：用恐惧代替对话，用威胁代替协商。即使在文明社会追讨债务，本质上仍然是与客户持续沟通、协商、解决问题的过程。宁可发恐吓信，也不愿持续谈判，足见其沟通能力之低下，令人匪夷所思。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以为自己在“谈判”，以为自己在施加压力、创造筹码、迫使对方让步。但实际上，他们做的事情恰恰相反。

文明社会自有解决争议的方式。债务可民事处理，表达不满与诉求也可持续跟进讨论。跳过这些渠道，直接以制造公众恐慌为手段，等于宣告：我的诉求比整座城市的安全更重要。这行为本身就已经“反社会”，有理也即时变成无理。

而向新闻机构寄粉末信，本质上是对“新闻自由”的直接攻击。新闻机构的职责是报道真相、监督权力、服务公众知情权。当有人试图以恐惧迫使新闻机构改变报道方针、噤声或自我审查，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资讯自由。发信者如本身是为了借传媒之力跟进事项，今又意图伤害自己所选之传媒机构，这不是逻辑犯驳吗？

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邮政须经得起检验

粉末信能够一再得逞，不仅暴露了寄件者的无能，也暴露了邮政系统在安全筛查上的结构性缺口。

目前的做法，是每一次粉末信出现，就由收信人报警，政府出动一次爆炸品处理课，当场疏散一次，事后化验一次。香港邮政每年处理数以亿计的邮件，其机械处理系统的设计目标是效率，而非安全筛查，这在效率层面可以理解。但是，一封从英国空邮寄港的信件，在抵达收件人手中之前，经过了多少个环节？每一个环节，有没有任何机制可以侦测到信封内藏有粉末？答案是没有的。粉末信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寄件人技术高超，而是因为邮政系统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设计来防范这种威胁。

查回旧闻，2020年观塘东九龙邮政局曾发现两封漏出灰色粉末的信件，一度引发炭疽惊魂，最终证实是石屎或水泥粉末。事件之后，政府总部及特首办的邮件开始实施X光检查，但这仅限于特定政府部门，并未扩展至私人机构、传媒或一般商户。换句话说，香港的邮件安全体系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

要求香港邮政对每一封邮件进行X光筛查，在成本和效率上都不现实。但这不意味着什么都不能做。至少，邮政系统应该建立更清晰的可疑邮件举报与处理指引，或者加密抽查。尤其在粉末信案件频发时，能够及时调整筛查，并与警方加强沟通。

别让恐惧成为香港日常

粉末信不是孤立的治安事件，而是一种对社会底线的试探。当市民因为恐惧而对身边的邮件心生疑虑，恐惧本身就完成了它最核心的任务：让一座城市失去从容。又或者，当市民对收到粉末信件的事件习以为常，藏在日常中的魔鬼就在不设防之处暴起伤人。

香港的稳定繁荣，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在“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社会大众更应该共同维护香港的法治、公共机构的专业性，以及市民彼此之间的基本信任。粉末信以恐慌消耗公共资源，以匿名威胁侵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此类以制造恐慌为手段、以影响香港稳定繁荣为代价的行为，决不能被接受。

执法机关需要以与案件严重性相称的力度，追查每一封粉末信的来源，及早提告。法庭需要以具阻吓力的刑罚回应这种恐吓模式。而社会大众则需要以冷静和团结，拒绝让恐惧成为日常，因为我们都不愚蠢。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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