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观全局｜林素蔚专栏

“如果个鼻高少少，我就靓好多。”不妨想像，这句话出现在香港一个家庭的饭桌上。妈妈随口答：“你细个个鼻都几靓㗎。”爸爸继续吃饭，没有人再问下去。说话的人笑了笑，低头看手机，把刚才储存的美容疗程资讯再看一遍。她原本想说的，可能不只是鼻子。Netflix日本剧集《Plastic Beauty》（日文原名《ダウンタイム》）把美容整形放在故事中央。剧中对医疗与美的不同信念，留下了一个难答的问题：改变外貌，究竟能替一个人改变多少人生？把这个问题带回香港，我更想问：当一个人说“我想变靓”，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消费决定，还是一份未被好好理解的心事？

连“睇落好攰”也需要处理？

不妨再想像几个生活片段。星期一早上，刚走进办公室，同事便问：“你做咩咁残？”农历新年拜年，外套还未脱，亲戚已经说：“肥咗㖞，系咪拍拖之后冇理自己？”朋友婚宴上，大家拍完合照，有人急着交代：“唔好住，等我执一执张相先。”这些是情境描写，不是调查结果。但值得我们想一想：假如这些话落在自己身上，我们会笑着带过，还是回家后，对着镜子看很久？

“精神啲”、“后生啲”、“上镜啲”，单独听来，似乎都是善意的建议。可是，当一张脸连疲倦、年龄和普通的皮肤纹理，也需要逐一解释，我们还有多少空间，容许自己只是今天没有睡好？我担心的，是一个人明明需要休息，最后却觉得自己需要的，是另一个疗程。

本地消费环境如何影响整容文化

谈香港的整容文化，我不想简单归结为“韩国、日本带来的影响”。借日韩剧集和明星形象讨论审美固然有意义，但若只把目光放在海外，便容易忽略本地消费环境如何参与其中。

消委会过往一项医疗美容服务研究便记录了“试做价”、疗程升级，以及针对顾客外观的推销。在该研究的街头访问中，28.4%曾使用相关服务的受访者表示，曾在推销过程中被批评外观。这是过往研究，不能直接当作今天全港的比例，却足以提醒我们：有些“我不够好看”的念头，也可能是在销售过程中被加深的。

本来只想处理一个小问题，离开时，却多了一张需要改善的清单——这正是我希望读者警觉的处境。当然，不是每一次医美咨询都是制造焦虑，也不是每一位接受疗程的人都缺乏自信。消委会的同一研究亦记录了用家对效果及服务的满意。我们需要保留的，是分辨和选择的余地：我是否真正想改变这个部位？还是有人先令我相信，不改便不行？

整容手术是否承载过多期待

我不愿把接受医美的人，一概写成不懂爱自己；也不认为选择不整容，就自然比别人清醒。值得细问的，是我们对改变外貌抱着甚么期待。“我想改善这个部位”，与“只要改善这个部位，我的人生就会好起来”，看似接近，背后却相距很远。假如一个人盼望手术同时修补失恋、孤单、被欺负的记忆，以及多年来“我不值得被喜欢”的感觉，我会担心，这次改变是否被交付了太沉重的任务。

例如，一位妈妈在照顾孩子、工作和家务之间，终于想花一笔钱在自己身上。我们不必急着批评她。但如果她说的是：“我唔执一执，老公迟早嫌弃我。”那么，我更想陪她谈的，是这段关系里的安全感。

又例如，一个年轻人准备见工，希望自己看来更精神。我们可以尊重他的打算；但若他深信“冇人请我，一定系因为我个样”，便值得一起看看，还有哪些挫折，被他全部算到自己的脸上。这些不是诊断，而是我们可以停下来听清楚的时刻。

身体臆形症非单纯爱美

谈精神健康，最需要小心的，是不要把爱美病理化，也不要把真正的痛苦当作小题大做。

身体臆形症（Body Dysmorphic Disorder，BDD）的困扰，不只是偶尔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而是反复被自己认为存在的外貌缺陷缠住。旁人看来不明显、甚至察觉不到的地方，对当事人来说，却可能成为难以摆脱的痛苦。他可能反复照镜、不断与别人比较，或花大量时间检查和遮掩，以致工作、社交和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

不过，这些表现并不是让我们替身边人自行诊断的清单。不能单凭一个人爱美、想整容，或不喜欢自己的照片，便判定他患病。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公众教育资料指出，身体臆形症可以接受治疗，包括认知行为治疗，以及由医生评估是否使用相关药物。治疗安排需要考虑病情程度、其他精神健康问题及个人意愿。

当一个人因外貌困扰而不敢上班、拒绝见朋友，生活逐渐只剩下检查、比较和遮掩，我们值得关心的，便不只是他想改变哪个部位，而是这份痛苦已经拿走了多少生活。这时候，需要的是精神健康专业评估，而不只是再找一个美容疗程。

家人未必要立即找到答案，可以先把“你明明冇嘢”，换成一句：“这件事，最近令你有几辛苦？”至少，让对方不用先证明自己真的很痛苦，才有资格说下去。

香港饭桌能否少一点外貌评语

家庭治疗给我们另一个观看角度：先不急着问“她为甚么这么介意外貌”，而是看看，一家人平日怎样谈论身体。“你家姐靓过你。”“男仔咁矮，第时点算？”“女仔唔好食咁多，肥咗好难减。”“讲吓啫，咁都嬲？”

这些不是剧中对白，而是我想放到读者面前的反思情境。说话的人也许没有恶意，甚至真心认为自己是在提醒。但我们可以问：当一个孩子反复被比较，她会怎样理解自己？她会不会觉得，连被家人欣赏，也需要先符合某种标准？

鲍恩家庭系统理论的“跨代传递”概念指出，家庭的情绪反应和关系模式，可以透过明言教导，也透过不自觉的日常互动，一代一代延续。

把这个视角放在外貌议题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可能：今天催女儿减肥的母亲，也曾是饭桌上被评论身材的女孩；今天嫌儿子不够高大的父亲，也可能从小被教导，男人不能显得弱小。这是理解的起点，不是把责任全推给上一代，更不是说家庭关系必然导致整容。

有时，父母也需要有人问一句：“你细个，系咪都有人咁样讲你？”我们未必要判定谁是坏人，才可以承认，有些话确实令人受伤；也不必否定上一代所有的付出，才有资格说：“这些话，到这一代可以停了。”

不整容也不一定就是自由

鲍恩理论中的“自我分化”，关心的是一个人能否在重视关系的同时，保有自己的思考；面对认同、批评与关系压力，仍能较清楚地作决定。它不等于疏远家人，也不等于凡事反对。借这个概念看整容，我们未必能从“有没有做”，判断一个人是否自主。

可以问问自己：我是真的想改变，还是害怕伴侣失望？我是真的不想改变，还是怕家人说我虚荣？如果没有人知道我做过，也没有人因此称赞我，我还想做吗？如果今天不决定，我能否容许自己再想一想？我认为，这比叫人“勇敢去整”，或一句“学识接受自己啦”，都更接近尊重。因为“接受自己”若变成另一道命令，也会令人难堪：原来我不但不够靓，连爱自己都做得不够好。

家人应先停止替身体打分

如果有一天，孩子、伴侣或家人说想整容，我们未必要立即赞成，也不必立刻反对。可以先问：“你由几时开始介意？”“有冇人讲过啲说话，令你好难受？”“你最希望改变之后，生活会有咩唔同？”然后，忍住那句已到嘴边的评语，听完。

我希望家庭能提供的，不只是“你已经很靓”这份保证。那仍然可能让人继续追问：是真的吗？今天也是吗？老了以后呢？更踏实的，是让对方知道：你可以谈自己的不满，可以犹豫，可以作出与我不同的选择，我仍然愿意认真对待你。《Plastic Beauty》让我们看见改变外貌的愿望。剧集以外，我们也可以把目光放回自己的饭桌、办公室和家庭群组。

下次饮茶，不必先说“你肥咗”。久别重逢，不必先问“你做咩老咗咁多”。可以问：“最近过得好吗？”然后留一点时间，让对方回答。一个人不应该先变得好看，才值得我们好好听他说话。

作者林素蔚是注册社工，家庭治疗硕士，第七届立法会议员；投身社会福利及政策研究工作十多年。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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