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专栏

香港“耐心资本”运作至今四年，在北都已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这些举措在技术层面属股权投资，在战略层面则标志香港已从“不担责的红娘”迈出关键一步。问题在于：这一步该迈多大？朝向何方？又该如何铺设退路？本文试图搭建一套决策坐标，将香港的角色按参与深度量化，划分为1至3级：假设1是纯通道角色，2是经典中介联系人，3是全面深度合伙人。那么，当前香港的经济，正在2.1至2.9区间不断调校。

为什么会处于2.1至2.9区间？

香港当下的定位矛盾，集中体现为“南金融”与“北创科”的错配。以中环为核心的南部金融板块，固守传统“红娘式”中介定位，依托独立司法体系、资金自由流动的制度红利，搭建国际金融交易平台，依靠促成交易、收取服务费盈利，全程不承担项目经营风险。这套低风险、收益稳定的商业模式，令金融业形成极其顽固的路径依赖。

而以北都为牵引的创科布局，彻底打破被动中介的旧有惯性。为推动产业转型、引进高端创新资源，港府动用公共财政设立“耐心资本”投向北都创科产业，正式从中介转变为入局参与者。

必须厘清：这一角色转换仅限产业投资与商业风险层面，完全不触及宪制身份与政治立场。“南金融”与“北创科”的错配困境，并非两条发展轨道发展速度不一，而是金融业的路径依赖正在压缩创科产业的制度空间。当金融业长期以“不选边、不担责”作为行事前提，创科领域的准合伙模式就很难获得足够的财政授权与管治弹性。换言之，南金融的舒适区，恰恰是北创科的深水区。香港的逆向智慧，在于精准拿捏边界：北都创科投资突破了传统中介2.1的被动底线，却严格守住上限，没有跨入3.0全面合伙的利益捆绑。

香港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正是逆向智慧的具体体现——以2.9的准合伙人定位参与建设，既有真金白银的资本投入、主动推动产业升级，又不与任何主体缔结无边界的利益绑定，在中介属性与风险共担之间维持动态平衡。

由“身份定位”转向“动态角色”

香港要继续凭借这份逆向智慧破解困局，就必须把“联系人”与“准合伙人”，由静态的“身份定位”，转换成场景化、项目化的“动态角色”。与此同时，要配套建立层次分明的制度防火墙。

第一，敏感领域审慎止步机制。凡是牵涉国家安全、地缘博弈的关键领域，官方战略投资严守边界，绝不采用准合伙模式。这并不约束民间正常市场中介，仅针对公共财政投资作出自我约束。

第二，出钱不掌权，风险彻底隔离。在非敏感战略产业，应坚持“资金参与、形式中立”的原则。面对全球日趋严苛的穿透式审查，传统离岸壳公司已难以发挥政治隔离效用。香港须落实“非控制性少数股权”的法律设计——只出钱、不掌权，搭建多层市场化股权结构。

例如香港可考虑设立新兴产业基金，联合欧洲、中东本土合规持牌私募股权机构，共同设立不具控制权的少数股权联合投资载体，用以投资目标企业。每一层股权的决策权、风险隔离条款全部写入章程；所有架构必须经国际专业机构完成合规审查，确保香港资本在法律结构上属于“财务跟投者”而非“决策主导者”，保障模式在地缘层面具备可解释性与法律可辩护性。

第三，重塑专业化与市场化的独立管治机制。承担准合伙职能的投资主体，组建由国际职业经理人、金融专家与地缘政治顾问构成的独立董事会；借鉴新加坡淡马锡的管治模式，落实市场化治理，贯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

第四，构建双向多元联合投资机制。香港耐心资本既要服务内地新兴产业升级，也要主动成为海外优质企业、跨国创科巨头的商业合作伙伴。面对地缘环境的现实约束，香港必须扩充具备地缘韧性的多元化资产配置。第一阶段可锁定3至5家地缘环境相对稳健的欧洲隐形冠军企业，以及东盟绿色经济与数码产业龙头，并适时引入中东主权资本开展联合投资，以小额资本验证合作机制，待模式成熟后再逐步扩张。

构建动态市场退场矩阵

香港资源有限，准合伙模式可划分三级投入：

第一级是无需大额开支，却能快速修复国际信用的板块。现时香港大力推进的盛事经济、教育经济与仲裁经济，其核心逻辑，正是香港在2.1至2.9区间微调的结果。此类经济活动不属硬科技产业，既能发挥香港国际化专业能力与普通法体系的优势，又严格管控地缘风险，还能以最低财政代价重建与国际社会的信任纽带，为后续创科合作铺平道路，十分契合“突破2.1、止步2.9”的区间定位。

第二级是具备清晰技术外溢效应、退出路径明确的细分硬科技赛道。这类项目需要适度资本投入，路径依赖风险可控，最适合以准合伙人身份阶段性参与。

第三级是需要长期资金沉淀、极易形成路径捆绑的大规模产业园区。在财政状况回稳之前，香港应坚持“只做规划研究，不进行大规模资金出资”。

与此配套，搭建“角色切换与动态退场矩阵”。准合伙人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进得去、出得来”的灵活性。要在投资协议中订明“标准市场化退出机制”或“股权转让选择权”。一旦项目触及负面清单红线，香港资本可启动市场化转让，或交由大股东回购，确保公共财政具备退回2.1水准的能力。

阐释三方主体战略定位

对于“突破2.1、止步2.9”，香港需要在同一套双轨发展框架之下，面向三方主体给出互不冲突的精准阐释：

面向国家，说明这是“一国两制”的创新实践，是复杂地缘格局下巩固离岸金融中心、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压力测试区与金融风险隔离带”；面向西方，阐明香港的准合伙人角色严格限定于商业与产业层面，纯属市场化商业合作，旨在提供受普通法制度保障、具备风险隔离效果的非政治性商业回报；面向香港社会，解释这是摆脱对地产行业的单一依赖、优化库房收入结构的务实选择。

转型阵痛的一剂“解药”

在2.1至2.9区间持续调校，十分考验施政者的判断力与灵活转换能力：香港要针对每一个项目作出容易引发争议的边界判断，承受跨区域监管适应带来的多重压力，并在财政紧绌的条件下坚持为创科产业持续投入。这些现实压力，不会因为框架设计完备就自行消失。

不过，倘若退回2.0纯中介模式，香港将失去参与新质生产力布局的入场资格；若盲目冲向3.0全面合伙，又会耗尽“一国两制”带来的制度缓冲空间。在2.1至2.9区间持续调校，虽非最优解，却是当前最具现实可行性的均衡解。

地缘环境瞬息万变，微观制度设计无法完全消解其引发的剧烈震荡。香港在有限的发展区间之中，唯有依靠专业能力与务实策略，充分活化“一国两制”的独特制度优势，方能行稳致远。

作者夏建芳是粤港商人，曾任大湾区某地政协委员、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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