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到访延安。在后来被称为“窑洞对话”的谈话中，他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困扰中国历代王朝数千年的政治难题：为何历朝历代都难以摆脱由兴盛走向衰亡的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能否避免重蹈覆辙，找到一条跳出治乱循环的新道路？毛泽东当时给出的答案广为人知。他认为，共产党已经找到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方法，其核心就在于让人民监督政府，以人民监督权力，以民主防止腐败。这被后来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周期率提出的第一个答案。80多年后，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在另一个历史条件下对同一问题作出了新的回应。

自我革命须“刀刃向内”

习近平主席提出，除了人民监督之外，还必须依靠党的自我革命，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清理自身问题，透过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保持组织活力与纯洁性。这被官方称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无论外界是否完全认同相关论述，它都触及任何执政体系都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一个长期掌握权力的组织，究竟能否透过持续自我革新来抵抗腐化与惰性？面对利益诱惑、人性弱点以及权力天然存在的扩张倾向，自我约束机制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这不仅是一项政治命题，也是关乎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命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五中全会有关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的内容受到广泛关注。在许多西方评论者眼中，反腐败往往被视为政治治理工具，但文件所呈现出的思路显然更进一步。它试图回答的不只是如何惩治腐败，更是如何透过制度建设维持国家长期发展能力的问题。

过去十多年来，围绕反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争论始终存在。不少西方学者、投资机构及媒体认为，高强度反腐败可能削弱地方官员推动经济的积极性，增加行政系统的避险倾向，从而对投资和经济活动产生抑制作用。部分研究亦确实发现，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纪律整顿可能带来短期调整效应。然而，也有大量研究指出，反腐败能够改善治理品质、提升制度透明度、减少资源浪费，并为经济长期发展创造更稳定的制度环境。因此，习近平主席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论述，不应简单地被理解为政治宣传，而应作为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经济命题加以分析。

五中全会剑指利益集团

要理解相关逻辑，首先必须注意五中全会文件所反映出的反腐败理念变化。与早期主要针对贪污受贿等个别违法违纪行为不同，文件明显把视角延伸至更深层次的制度风险。官商勾结、资本渗透政治领域、退休官员利益输送、隐名持股、代持安排、延迟利益交换以及利用金融和数字技术建立影响力网络等问题，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

这种变化反映出一个重要认识：在高度市场化与金融化的现代经济中，腐败早已不再局限于现金交易或单次利益输送。真正具有长远影响的，往往是少数利益集团透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渠道持续影响政策制定、监管方向及资源配置的能力。这些行为未必总是以明显违法的形式出现，但其对市场公平与制度公信力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比个别腐败案件更为深远。换言之，新一轮反腐败工作的核心目标，已不只是查处违法违纪官员，而是防止公共权力长期受到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与支配。

这一点恰恰触及反腐败讨论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许多人习惯把反腐败视为一项成本，却较少计算腐败本身所带来的代价。腐败本质上是一种隐形负税。企业获取项目可能依赖关系而非能力，行政审批可能取决于人脉而非规则，投资回报可能来自权力连结而非市场竞争。表面上看，交易似乎获得加速。实际上，大量资源正在偏离最有效率的配置方向。当企业将资金投入维系关系而非技术研发，当创业者将精力用于建立人脉而非产品创新，当人才将目光聚焦于接近权力而非提升专业能力时，经济活动虽然仍在进行，但整体生产力却可能逐渐下降。这些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却真实存在。

腐败只会带来虚假繁荣

也正因如此，将腐败视为促进发展的润滑剂，其实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腐败或许能够加快个别项目的推进速度，也可能在短期内制造繁荣景象。但从长期来看，它往往伴随资源错配、创新能力下降以及市场信心削弱等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均显示，建立于权力与利益深度结合之上的增长模式，往往难以转化为持久而稳定的繁荣。问题的关键因此不在于反腐败是否会带来调整成本，而在于这些成本是否低于腐败长期存在所造成的制度成本。

从这个角度观察，五中全会文件实际上将反腐败重新定位为一项制度改革工程。无论是整治利益输送网络、规范退休官员从业行为、遏制隐蔽持股安排，还是强化金融监管，其目的都在于减少行政套利空间，提高制度透明度与规则确定性。对广大民营企业而言，尤其是缺乏特殊背景的中小企业，最重要的往往不是获得额外照顾，而是在公平稳定的规则下竞争。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有效运作，并非因为少数企业享有特权，而是因为所有参与者都相信竞争规则具有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这种逻辑同样有助于理解治理品质与投资信心之间的关系。资本真正重视的从来不是个别官员拥有多大权力，而是规则是否稳定。过度依赖私人关系的制度看似灵活，实则充满不确定性，因为任何特权都可能随政治环境变化而消失。相反，当公共权力受到更严格约束，行政决策更加制度化与规范化时，市场参与者反而更容易形成稳定预期。

公共权力应服务公共利益

事实上，中国过去十多年的经济表现本身也为这场讨论提供了观察样本。如果反腐败必然导致经济衰退，那么持续十余年的高强度反腐行动理应带来长期停滞。然而现实情况显然更加复杂。在大规模反腐败持续推进的同时，中国仍然保持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之一，产业升级持续推进，高端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出口竞争力亦展现出相当韧性。这并不能直接证明反腐败促进了所有经济成果，但至少说明反腐败与发展并不存在简单的对立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文件还特别关注数字时代的新型腐败风险。虚拟货币、跨境资金流动、复杂股权安排以及隐蔽利益结构，正在改变传统腐败的运作方式。在这种背景下，治理体系的持续更新已成为维持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问题已不再只是如何查处腐败，而是如何应对愈发复杂的利益影响机制。

回到80多年前的“窑洞对话”，不难发现，无论是人民监督政府，还是自我革命，都围绕同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如何防止权力失去约束，如何避免组织走向腐化，如何让国家在长期执政中保持治理能力与发展活力。也许，围绕反腐败与经济发展的讨论本身一直存在某种误区。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并非反腐败与经济增长谁更重要，而是一个国家能否在公共决策长期受到特殊利益影响的情况下，持续维持高品质发展。五中全会给出的答案十分清晰。在其治理逻辑中，制度约束不是发展的障碍，而是发展得以持续的前提。国家的长期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创造多少财富，更取决于能否建立一套使公共权力始终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被私人利益所左右的制度秩序。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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