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这几个礼拜的娱乐版与国际版，仿佛共用了一个编辑。那边厢，新任007的选角进入“大混战”，罗拔·柏迪臣、尼古拉斯·贺特一干英国男星，争相要去披那件看不见的燕尾服。这边厢，一位名叫黄乐的中国女商人，被《纽约时报》引述美方情报官员的“评估”，说她是为北京工作的间谍，而她与英伟达（NVIDIA）那位穿皮褛董事长黄仁勋，据说有过一段“恋爱关系”。两件事搁在一起看，像极了同一部电影的A、B两组镜头：A组拍西方男主角如何英明神武地拯救世界，B组拍东方女配角如何妖娆地迷惑他、算计他，最后被他（或他的祖国）识破。荷里活拍这种戏，拍了大半个世纪，连道具和灯光都是现成的，如今不过是把布景板从冷战时期的苏联换成了中国，把“苏联女间谍”的档案夹换成了“AI芯片”的出口管制清单。

当东方主义剧本延伸到现实

钱锺书先生在《围城》里说，有些人“仿佛是中国造的一面镜子，外国人从这镜子里看到了他们自己向往的中国”。占士邦系列电影里的“龙女”，大体上也是这么一面镜子。学术一点的说法，是亚洲女性的形象在荷里活叙事里，向来是“相对于白人男性气概”而被定义的，她很少是一个自主的个体，她的身份从她与白人男主角的关系里派生出来。

在《Dr. No》里，Taro小姐是典型的“龙女”，因为她挑战了占士邦的任务与性欲，所以被妖魔化；而《You Only Live Twice》里的Aki和Kissy，因为温顺可人，便够格当“邦女郎”。到了《Skyfall》，Severine开场时还像个呼风唤雨的“龙女”，一转眼就蜕变成悲情的“莲花”，成为两个白人男性角力之间一件可丢弃的玩物。这套叙事的语法相当稳固：西方是理性的、阳刚的、英雄的“自我”，东方则是感性的、阴柔的、诱惑的“他者”。东方男性在这种框架里，要么是狡诈的阴谋家，要么是等着被占士邦制伏的配角；东方女性则被赋予了一项特殊任务，用身体和情感去“迷惑”西方男性，充当叙事里那道必须被跨越、被识破、最终被惩罚的障碍。

于是，黄乐事件被装进这个模具里，严丝合缝得令人起疑。纽时的说法是，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她为中国国安部招募，任务包括搜集黄仁勋与英伟达AI芯片的资讯，并推动黄仁勋去游说华盛顿放宽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注意那个动词：“认为”。截至11月初，没有起诉书，没有逮捕，没有任何公开的司法结论。全世界都在讨论的那个词是“间谍”，但唯一被当事人亲口坐实的事，是“出轨”。黄仁勋发了一封道歉信，承认对妻子不忠；英伟达董事会启动独立调查，同时表示“目前没有理由相信”国家安全或公司机密受到损害。也就是说，在整场风暴里，“性”是被证实的，“间谍”是没被证实的。这就好比一出戏，海报上写着“谍战巨制”，入场看了半小时，发现主线其实是家庭伦理，谍战那条线只在背景里放了几声罐头枪响。

“美人计”烟幕无需严密论证

个中的妙处在于，正是“没被证实”这四个字，让这出戏有了无限延展的潜力。情报评估不同于法庭举证，它的证据不能公开，因此也无法被有效反驳。一位议员说“情报机构认为”，你没办法要求他把证据摊在桌上，因为那本身就可能构成另一项罪名。这种叙事机制的效率极高：它不需要证据链完整，只需要听起来足够权威、足够香艳、足够符合受众脑中那个早就搭好的“东方女谍”布景。

胡锡进说“中国情报界不上床”，话说得粗，却点出了一个更滑稽的维度：如果这真是一桩间谍案，其操作手法之拙劣、暴露之彻底，简直是对全世界情报机构从业者的一种职业羞辱。但没有人在意操作层面的合理性，因为这桩事件在舆论市场里的真正功能，从来就不是“查明真相”，而是“提供一个可以被反复搬演的脚本”。黄仁勋是AI芯片战争里最关键的民间人物，黄乐是一个有中国背景的女性，两人之间有过一段被《金融时报》描述为“恋爱关系”的往来。这三样材料摆在一起，编剧甚至不需要虚构，只需要在剪辑台上把“亲密关系”和“国家安全”两条声轨混在一起，输出一个母带，就可以送到全球观众面前。

性别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一管高效的黏合剂。试想，如果黄乐是一位男性中国商人，与黄仁勋有密切的商业往来，美方情报机构对他的“评估”还会不会以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二十一天内从一篇独家报道升级为国会闭门简报、董事会调查和内阁级别的关注？大有可能不会。男性对男性之间的商务往来，在叙事上可以被归类为“利益输送”“游说”“腐败”，这些都是政治与经济范畴的词汇。但一旦主角换成一位女性，故事的类型就自动切换了：它变成了诱惑、背叛、身体与秘密的交换，变成了“美男计”的镜像版——央视早年披露过的那类案子，是女性在境外留学时被“美男计”拉拢，然后拉丈夫下水；而黄乐这一版，则是“美女计”的荷里活规格制作，男方是西方科技巨头，女方是东方“龙女”，结局尚未写定，但预告片已经足够刺激。男性的不忠叫“私德有亏”，女性的亲近叫“安全威胁”——这套双重编码，运作了几千年，在AI时代依然不需要任何芯片升级。

老百姓看戏即可勿做陪审团

讲到这里，不妨把这个模具再扭大一点。假如黄仁勋不是异性恋，而是像苹果那位Tim Cook一样公开出柜，那么按照同一套编剧逻辑，是否就要轮到“中国派一些美男去引诱Tim Cook”，然后夺取苹果最新芯片情报？这个问题听起来荒谬，但荒谬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它居然可以毫无障碍地由原有剧本推演出来。因为“龙女”只是其中一个角色设定；模具的真正功能，是将任何亲密关系都翻译成“渗透”，将任何性别配对都改装成“美人计”。女间谍不够，就加一点美男计；异性恋剧本用旧了，就换个同性恋版本。性别在这里只是一个万能插头，插哪里都通电，电到最后，连Tim Cook那个苹果标志都好像会闪出谍战暗号。传媒就最喜欢这种无限延伸：今天黄仁勋，明天Tim Cook，后天可能是马斯克和一个来自深圳的瑜伽教练，再后天是OpenAI某工程师和一个会煮酸菜鱼的东北网红。每一个新组合都可以开一条新故事线，而故事线的养分，就是公众的注意力。网络在这里有两重意思：一重是AI芯片和网络霸权，另一重是网络舆论的烟幕。烟幕的好处，是不需要证据链完整，只需要足够香艳、足够权威、足够符合观众脑中那个早就搭好的“东方美人计”布景。

更有趣的是，这场风波恰好发生在007选角的“大混战”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同一时间段。那边在争论“谁有资格穿上那件燕尾服”，本质上是在争论“谁有资格代表西方阳刚气概的正统继承人”。候选名单上清一色是英国男星，年龄、气质、票房履历被逐项打分，仿佛在选举一位不用投票的君主。这边厢，黄乐连一句公开辩白都没有说过，她的身份、动机、乃至她此刻身在何处，都无人知晓，却已经被全球媒体安置在“女间谍”的被告席上。一边是男人们在争夺英雄的宝座，一边是一个女人被塑造成英雄故事里必须存在的那个“危险的她”。钱锺书若在世，大概会说这叫“围城”的国际版：城里的男人想出来透透气，城外的女人被拉进去充当布景，而观众坐在城外，吃着爆谷，以为自己看的是纪录片。

当然，黄乐出不出轨，严格说来，与你我并无半分干系。她即便真的出了轨，在一个出轨早已不是新闻的世界上，也构不成什么道德地震。真正值得拿来下酒的，是这场事件所展示的那种叙事上的从容与经济：一套现成的东方主义模具，一管性别化的黏合剂，加上一个足够敏感的地缘政治话题（中美AI竞赛），三样东西一拌，就可以在几天之内端出一盘全球热议的菜。没有人需要为这盘菜的真实性负责，因为它的功能本来就不是充饥，而是提供一种集体的情绪咀嚼。荷里活可以据此拍一部电影，串流平台可以据此做一季纪录片，而我们这些“旁边的人”，则坐在现代生活的观众席上，看一出名为“真人秀”的节目。老百姓看到这些新闻，最好的态度就是当自己是一团气体：烟来烟散，吸一口，知道有味，然后吐出来，不要太入戏。因为这场戏，说到底不过是西方自己编、自己导、自己演的权力游戏；演员换多少个，剧本都是那一本。黄乐出不出轨，与我们无关；黄仁勋是否被引诱，也轮不到我们陪审。作为老百姓，最要紧的是懂得将这些传媒烟幕当气体——看戏归看戏，不要帮他们把剧本也写了。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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