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华尔街日报》狙击黄仁勋:政治偏见凌驾事实何以服众?

撰文: 李颕彰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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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颕彰律师专栏

2026年11月1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编辑委员会(The Editorial Board)发表题为《黄仁勋必须走》(Of Course Jensen Huang Had to Go)的社论,引发中美舆论激烈交锋。表面上,文章讨论的是英伟达创办人、前行政总裁黄仁勋的去留问题,以及事件所涉及的企业管治与合规风险。然而,事件真正值得关注之处,并不仅在于个别企业高层的是非功过,而在于其所反映的一种日益值得警惕的认知倾向:当地缘政治竞争逐渐主导公共论述时,部分美国媒体似乎愈来愈倾向先确立政治结论,再寻找支持论据,而非先检视证据,再形成判断。当身份标签、国籍背景及战略想像被置于事实和证据之前,不仅会影响外界对中国的认知,也可能对法治精神、新闻专业以及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公共讨论构成挑战。

“有罪推定”侵蚀法治根基

任何严肃的公共讨论都必须建立于事实基础之上,尤其当涉及间谍活动、国家安全威胁等极为严重的指控时,更应以充分证据作为判断前提。然而,该篇社论最值得商榷之处恰恰在于,它一方面承认没有公开证据证明黄乐(Alice Huang)是中国情报人员,另一方面却认为这种缺乏证据的状态本身不足以消除怀疑。换言之,文章已承认关键指控缺乏实证依据,却依然维持既定结论。如此论证方式形成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逻辑问题:若不存在证据,指控的基础何在?若即使没有证据指控仍然成立,证据又有何实际意义?

这个问题看似只涉及个别案例,实际上却触及现代法治文明最核心的原则。无罪推定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法律制度的重要基石,正是因为历史反复证明,人类社会极易受到恐惧、偏见及政治情绪影响。法律要求证据优先,正是为了防止以猜测代替事实、以情绪取代判断、以政治需要塑造真相。当证据不再是作出指控的必要条件,而仅仅被视为可有可无的辅助因素时,法治所赖以维系的基本逻辑便会受到侵蚀。

由此延伸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的标准。从社论的论述脉络观察,一名中国公民即使未被证明从事任何违法活动,其国籍身份似乎已足以成为持续怀疑的原因。如此一来,决定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的,便不再是其具体行为,而是其出身背景。判断的依据亦不再是个人责任,而是集体身份。这种思维方式与现代法治所强调的个人责任原则存在根本张力,因为法治所追究的从来是行为,而非血统、族群或国籍。

“非常中国的那种”暴露偏见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社论中关于“非常中国的那种”(the very Chinese sort)等表述所折射出的文化偏见。任何严谨分析都应建基于具体事实与客观行为,而非模糊的文化刻板印象。西方社会长期倡导反歧视、反偏见以及多元包容价值,因此涉及种族、宗教和民族的描述向来极为谨慎。然而,当中国成为讨论对象时,一些带有概括性色彩的文化标签却往往能够轻易进入主流论述。这种现象反映出,在部分舆论中,中国仍然被视为可以被特殊对待的例外对象。当同一套价值标准无法平等适用于所有群体时,其普遍性与道德说服力自然难免受到质疑。

事实上,这种现象并非孤立个案,而是近年美国涉华舆论生态变化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许多原本属于商业、科技或学术范畴的议题,正日益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之中加以解读。企业合作被视为战略渗透,技术交流被视为安全风险,学术往来被视为情报活动,而华裔科研及专业人士则往往承受比其他群体更严格的审视。在这种氛围下,对中国的猜疑逐渐由具体判断演变为先验预设,而“国家安全”亦开始被赋予近乎无限延伸的解释空间。

这种变化的背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部分美国精英阶层面对中国崛起时所产生的战略焦虑。过去40多年来,中国完成了人类现代化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发展进程之一。从世界工厂到科技创新大国,从高速铁路到人工智能,从新能源产业到数字经济,中国在多个领域均取得显著进展。这些成就首先来自长期投资、教育普及、产业升级以及科研积累。然而,在部分西方叙事框架之中,中国的成功往往被重新包装为安全威胁,中国企业的进步被重新定义为地缘政治挑战,而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突破则经常被赋予超越经济范畴的政治含义。

警惕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尔街日报》相关社论进一步将中国定性为“一个‘间谍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拥有情报机构的国家”(Beijing operates what can best be described as an espionage state, not merely a country with an espionage service)。这种表述不仅具有鲜明政治色彩,也暴露出值得商榷的双重标准。情报活动是现代国际政治客观存在的一部分,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均设有情报机构,亦会从事不同程度的信息搜集工作。美国作为全球情报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其情报系统的规模、覆盖范围及技术实力长期处于世界前列。从冷战时期到当代,从监听盟友到全球网络监控,大量相关事实早已透过官方文件、媒体调查及历史研究获得证实。

然而,在部分美国媒体的叙事之中,当中国从事情报收集活动时,这被描绘成制度性威胁。当美国从事情报收集活动时,则往往被视为国家安全需要。当中国企业拓展全球市场时,被描述为战略扩张。当美国企业主导国际市场时,则被包装为自由竞争。当中国科技企业取得技术突破时,首先受到质疑的是其政治背景。而当矽谷企业取得成功时,首先受到肯定的则是其创新能力。这种评价尺度的明显差异,恰恰削弱了相关论述本身的客观性与公信力。

因此,不少评论者将这类现象与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源于美国冷战初期的反共运动,其特征是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以政治立场、个人背景或社会关系作为怀疑和指控的依据)相提并论,并非单纯出于情绪反应,而是出于对某种思维模式的警惕。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最深刻的教训,并不在于其特定政治立场,而在于其倾向将怀疑置于证据之上、将身份置于事实之前。当一个人的国籍、背景和社会关系比实际行为更重要时,公共讨论便容易失去理性基础。历史已多次证明,这类思维不仅损害被指控者的权益,更会削弱整个社会对法治、公平与客观判断的信任。

中美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既存在竞争,也拥有广泛而现实的共同利益。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全球供应链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世界需要的是建立在规则与事实基础上的良性竞争,而非建立在偏见与猜疑基础上的零和思维。国际政治的竞争或许难以避免,但竞争不应成为放弃理性和证据标准的理由。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任何成熟社会都应坚持最基本的原则:以证据支持结论,以事实支撑指控,以理性代替情绪。

当媒体开始以推测填补证据的空白,以身份填补事实的缺口,以地缘政治想像取代客观分析时,受到侵蚀的便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声誉,也不只是某一家企业的形象,而是新闻专业赖以存在的公信力,以及法治社会长期珍视的价值基础。对任何社会而言,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不同观点的存在,而是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预设立场逐渐取代求证精神,最终让偏见凌驾于事实之上。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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