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情报局于7月31日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二战”后日本首个国家级一元化中央情报统筹执行机构，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扩容而来，隶属于顶层决策机构国家情报会议，是该高层会议常设事务执行机关，直接向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双线汇报。

官宣四大理由
打通情报集权

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消息，国家情报局初期定员约730人，人员从防卫省、警察厅、外务省、法务省等情报部门抽调整合。核心法定职权包括跨部门情报强制统筹、全域情报业务执行、情报战略落地、对内社会情报研判等。可依法要求日本所有省厅提交情报数据，对全国对外情报、反间谍、反恐、国土安全情报做统一汇总、研判、终审。业务范围涵盖海外人力情报搜集、卫星影像研判、开源大数据分析、境外间谍活动侦查、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网络虚假讯息管控、跨境反恐情报协同等。具有牵头编制日本首部《国家情报战略》，统筹分配情报预算、一线情报任务部署、海外情报站点协同的权力和统筹社交媒体舆情、境内涉外活动、社会团体动向讯息归集分析等业务权限。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首相办公室在法案审议、发布会、官方文件中，对外公布了成立国家情报局的四大核心理由：一是解决长期 “情报烟囱化” 弊病，破除部门壁垒，打通数据壁垒，实现情报快速共享、综合判断；二是针对周边地缘局势变化、境外国家情报间谍活动活跃、技术窃密、关键产业机密窃取、跨境灰色地带活动增多，统一中枢统筹反间谍、涉外安全警戒工作，应对所谓 “境外势力全方位安全威胁”；三是强化反恐、网络安全与虚假讯息治理，官方说辞是应对跨境恐怖主义、国家级网络攻击、海外针对日本的舆论认知作战、社交媒体虚假讯息散布，由国家情报局统一开展网络情报监测、谣言溯源、跨境安全情报合作，保护日本国民与海外侨民安全。四是适配日美安保同盟升级，升级日美同盟情报协同能力，统一对日情报对外输出口径，强化日本在美亚太情报布局中的支点作用。

日本非比他国
不应平常看待

如果只看日本官方给出的这些字面讯息，成立国家情报局好像完全有其可以逻辑自洽的充分理由，似乎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毕竟对一个国家来说，情报权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是一国内政；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主体，根据安全形势变化，改革、整合并成立新情报机构，实属正常。尤其进入本世纪以来，适应于互联网时代讯息与情报工作的特点，随着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国与国在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日渐竞争白热化，为了提升情报效率和反应速度，很多国家都对情报机构进行过改革整合，包括美国。问题是——日本的情况和其它所有国家都不一样，成立国家情报局也不能和一般国家的情报机构改革同样看待！

首先必须认识到，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的本质，是在情报领域颠覆战后体制，是日本政府和右翼否定战后体制的一部分。日本历来重视情报工作，情报工作以细致、系统化著称，战时与平时都持续布局情报力量。早在二战之前，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全面侵华战争，情报搜集都为日本对外扩张提供重要支撑。二战期间，日本的情报工作更是登峰造极，美国、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国家等都成为日本情报的重点搜集对象。臭名昭著的日本“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更是在亚洲各占领区设立分支机构，搜集治安情报、打压各地反日力量，配合日军殖民统治与侵略行动，成为日本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的帮凶。

颠覆战后体制
暴露扩张野心

战后日本为了防止军国主义特务机构复活，刻意把情报权力分拆到防卫省自卫队情报、警察公安情报、外务省海外情报机构等，各自独立、互不统属。为的就是防止情报机构坐大、作恶。而本次改革就是把原来拆散的机构又整合到一起，将情报权力一体收束至首相官邸，形成“首相顶层决策—国家情报局”一线执行的垂直集权链条，被日本国内及国际舆论普遍对标二战时期镇压民众、服务对外侵略的“特高课”，争议极强。

其次，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近些年一直在加速重整军备，不断突破和平宪法，持续突破历史底线，暴露出试图挣脱战后国际秩序束缚、重拾扩张逻辑的深层野心。从安倍晋三到菅义伟再到岸田文雄，都曾深耕这条轨道。高市早苗作为铁杆右翼代表，更是多次公开参拜靖国神社，高调出席 “昭和百年纪念仪式”，大肆宣扬昭和时期对外扩张历史的所谓 “功绩”，公开高举旧军国主义叙事，去年底还声称若“台湾有事”自卫队要军事介入。

军事动作不断
强化战争建设

事实上，为推进突破和平宪法，完成“再军事化”，从安倍到岸田通过了一些列法案，做好了法律层面的准备；到了高市早苗，又在具体行动上又按下加速键，实实在在实在战略层面布局备战。2025年，日本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统一陆海空自卫队+太空、网络、电子战力量联合作战指挥，实现一元化战时指挥，告别过去各自为战的防御型指挥架构。2026年，日本政府又提案修改自卫队军衔，将战后和平化的“一佐”改回旧日军“大佐”、“幕僚长”恢复为“大将”，复刻旧日军军衔体系，企图唤醒军事历史记忆。

原航空自卫队更名航空宇宙自卫队，设立太空作战部队，部署太空监视、反卫星配套装备，抢占太空作战赛道；原网络进攻部队扩编，组建专门网络战进攻部队，突破原先仅防御的网络作战限制，具备主动网络攻击能力。把成立国家情报局放到这一系列的动作中，就不难发现，目的要在情报领域补上关键一环，意在集中情报工具，便于管控国内反战舆论、左翼社会团体、在日涉外社团活动，压缩反对修宪、反对扩军的声音和社会活动空间，对外为其海外军事行动、谍报渗透提供情报支撑，是战争机器情报配套的核心建设。

图搭美国便车
国际必须警惕

第三，所谓适配日美安保同盟升级，升级日美同盟情报协同能力，统一对日情报对外输出口径，不过是日本政府和右翼的幌子，是为了蒙蔽美国特朗普政府，减少来自美国的阻力，实质是要摆脱战后长期依赖美国情报供给的局面，打造自主海外情报侦查能力，支撑日本在政治、外交、产业上对外扩张，并为潜在的军事扩张目的作战略准备。

战后日本实质上不是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尤其在军事等方面被美国实施穿透性监管，配合美国的军事需要进行军事建设，无殖民地之名却在某种程度上有殖民地之实。日本一直想成为所谓“正常国家”，但是又担心美国取态。在中国崛起、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背景下，日本很清楚美国担心什么、想要什么，也很清楚周边国家担心什么，就将自己的所有野心，巧妙隐藏在“抗中”和“美日同盟”的包装纸内。所以，日本的右翼化、“再军事化”和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努力，都是打着为了区域利益或美国在地区利益或日本同盟关系的旗号进行，试图搭美国的便车，实现自己的国家目的。

这种深层次战略性伪装极其巧妙，许多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中风险，国际警惕普遍不足。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战略考量，甚至持续纵容日本挣脱战后体制约束，扶持日本充当印太博弈的前沿力量。日本周边国家，尤其中国、朝鲜、韩国等在历史上长期受过日本侵略伤害，对日本政府和右翼的行为看得比较透彻的国家，必须承担起向其它国家、向国际社会揭批的责任，不能让军国主义这头怪兽再为祸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