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刃向弱者——谁为收回公屋而自豪？

公屋是香港最宝贵的社会资源，打击滥用、确保公平善用，是社会的普遍共识。这几句话政府官员念兹在兹，对于打击滥用、收回的单位数目引以为傲，好像收回的单位愈多，政绩愈好。但“收回单位”其实是“强制迁出”的同义词，多少弱势家庭在制度边缘挣扎，继而被推向更深的绝望？

天恩邨邓氏母子一案，令人忧虑现行制度僵化，上诉委员会没有正视精神病患者的需要和处境。但收到一纸“迁出通知书”，又岂止他们一家？政府自诩打击滥用成效显著，在2024/25年度（截至12月底）已收回超过2300个单位，其中约630户涉及长者。这些数字背后隐藏著多少基层租户的血与泪？

一纸“迁出通知书”宣判绝望

一纸“迁出通知书”对于政府官员而言是政绩又再加一，对于基层租户却可能是人生的绝望宣判。他们被定义为“滥用”公屋，但可能只是在贫穷线上挣扎的基层，可能是一名司机因银行利息或微薄的加班费，月入刚好超过了入息上限几百元。这几百元不足以让他们在私人市场立足，却随时令他们失去栖身之所。

他们可能已经是一介长者，在外置业的子女因种种原因未有告知家中两老，甚至在申报表上自行签字。最终被房署“起底”，不知情的父母无奈要承担被赶走的后果，徬徨无助。他们可能只是学识不多、不谙繁琐程序的普通市民，将积蓄放在定期存款，却不清楚利息也需计算在内。他们也可能是继承了微不足道的业权，却因此被裁定拥有资产，甚至是瞒报资产。

这些人在“打击滥用公屋”的旗帜下都被贴上了“滥用者”的标签，随时因为一刀切、铁面无私的执行程序而接获“迁出通知书”。

“情有可原”早已警报

更讽刺的是，早在2月3日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多名议员已经担心政府加强打击滥用公屋，可能会演变成“有杀错，无放过”。当时议员引用求助个案，称有市民因程序不清而被指控，形容整个过程令他“担惊受怕”；有议员形容很多个案“真的情有可原”，是“人间惨剧”，特别是一些被子女连累的“可怜的老人家”，希望上诉委员会能酌情处理；他们提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希望当局在执法时能有多点“人情味”。

但“人情味”是什么？2022年上诉个案是1054宗，2023年是1378宗，2024年是1846宗。每年申请上诉的租户都比前一年增加三成，多少人接获“迁出通知书”，可想而知。而且近年租户上诉成功率极低，2024年仅为14%，而上诉失败的比率则攀升至65%。于是即使精神病患者，即使青山医院去信建议保留住屋，三名上诉委员依然决定要租户迁出。试问精神病人的困境，基层租户的苦痛，他们能明白多少？

公营房屋的原意是让市民安居乐业，即使经济能力较差，也可以活得舒适、有尊严。然而，公屋平均轮候时间持续在5年以上，面对轮候册上数十万宗申请的巨大压力，向现有的公屋租户开刀，就成为了最便捷、最能在短期内看见“成效”的道路，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击滥用”运动就此展开。

以严苛条件卸供应不足之责

公屋申请资格的门槛本来就非常严苛，单人月入不可以超过1.3万元，二人家庭不可以超过2万元，四人家庭的资产净值限额是60万元。如此收入根本不足以租住私人房屋，遑论支付首付并且供楼，于是无数基层只得计算自己的每一分收入和资产，好像他们的生存资格就量化到那几百元的些微差距之上。一旦超额，当局审查得严，驱逐得狠，他们失去的随时不只是一个单位，更是生活下去的能力。

政府将长年以来建屋不足的历史欠帐，巧妙地转化为租户“滥用资源”的道德问题。公众的视线被引导至那些所谓的“害群之马”身上，而忽略了问题的本质——基层市民承受了双重加害。他们首先被高昂的楼价和租金剥夺了在私人市场安居的权利，然后在公屋这个避风港中，又被一套“斗穷”的规则，以“不再够穷”为由，再次驱逐出去。

为什么天恩邨收到“迁出通知书”的租户，获安排申请中转屋？这不表示他们有实实在在的住屋需要，很可能无法在私人市场自行租屋吗？雷厉风行地剥夺他们住在公屋的权利，不会将他们推向另一个深渊之中吗？

揭发了的个案是个别例子，抑或在各个屋邨的角落还有更多未被报道的故事？多少家庭在收到迁出通知书后，默默地搬进了租金更贵、环境更差的㓥房？有多少长者因此耗尽毕生积蓄，晚景凄凉？有多少人因为对未来的绝望，而承受著难以言喻的精神折磨？如果我们还不勇敢面对供应不足的根源问题，继续将责任推卸给最无助的基层市民，这个香港还是我们所认识的香港吗？在国际上排名再高又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