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告别唐英年　更要翻开新时代

政府周二（9月23日）宣布委任陈智思接替唐英年，出任西九文化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这次西九易帅是所有人意料中事，但唐英年的卸任依然象征了西九文化区的时代转折。如果这可以成为对西九发展模式的阶段总结，相信对未来策略方向也可以作为一次再定位。

唐英年早于2008年以政务司司长身份出任管理局首任主席。他在离开政府多年后，2017年“回巢”成为首位非官员主席，之后更多次续任，累计担任主席长达11年。从一纸蓝图、填海地皮，到戏曲中心、自由空间、M+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相继落成启用，唐英年的任期几乎横跨了西九的草创期与收成期。从规划、融资、工程到营运， 可以说唐英年几乎决定了今天西九文化区的模样。

“司长主导”框架已经过去

除非收藏红酒是关键因素，不然唐英年之所以能成为首位非官员主席，必然因为他曾经是政务司司长。西九作为政府的重点项目，早于2002年仍然在构想阶段的时候，“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发展计划督导委员会”主席已经由时任政务司司长出任。毕竟西九牵涉文化、城市规划、土地、旅游、基建等多个政策领域，由司长层级统筹，既可彰显政府重视，也有利于跨局协调。虽然后来的历程说明了，“司长主导”的架构也不一定能加快推进西九文化区的建设，事实上其发展进度不时延误。

西九主席由政务司司长换成前司长，副主席则一直由行政会议前召集人夏佳理担任，直至2022年由陈智思接替。至少于那时候，社会基本上已经预期了在唐英年终于卸任之时，陈智思就是接棒之人。其于2016年进入董事局，2018年出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主席，2022年接任M+主席。 陈智思毕业于美国波莫纳学院艺术系，是点画画家，有丰富的商界人脉，又曾经是行会召集人，这样的背景加上任命轨迹，明显为接班铺路。

陈智思作为第一位没有政务司司长背景的主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九由政府推动的大型基建，正式转向成为文化产业逻辑下的品牌经营。比起政务司司长，或者前司长，西九现在更加需要一个从产业链角度思考文化经营的舵手。

需要文化产业经营舵手

须知道要找什么人来管治，一直是政府在面对西九时候的难题。唐英年第一次出任董事局主席，西九首两任行政总裁都是来自国际级文化机构的“专才”——谢卓飞曾任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艺术总监，连纳智是伦敦南岸中心总监。他们代表着西九早期对专业文化营运的理想与期望，但残酷的现实是两人都提早“跳船”。此后，管理局选择由房屋署前署长栢志高出任行政总裁，好处是熟悉行政体系，与政府沟通无碍。2020年接任的冯程淑仪更在政府纵横多年，行政能力毫无疑问。

但是西九多个项目并未依原定时间表启用，例如M+延至2021年才正式开幕，演艺综合剧场亦延至2026年竣工，建设延误使得财政压力加大。营运开支年年攀升，门票和场租远不足以覆盖成本，即使疫情后社会复常，但西九最新的营运赤字依然由5.78亿港元增至7.69亿元。面对财政上的各种挑战，唐英年的答案是“卖地”——将手上可用土地变现，短期内补充资金。他美其名不向政府伸手，不与民争资源，但实际上政府批地的象征式地价、解除BOT模式（（建造、营运及移交）限制的政策，本质上都是一种间接补贴。

相比之下，下星期三（10月1日）将接任的陈智思，想法似乎更为多元。他一方面承认“港铁模式”在今天的市场环境已不再可行，另一方面也提出补贴和租金收入的概念，强调文化机构本质上都需要外部资源支持。这种思路，较少强调“一次性变现”，而更关注“持续性收入结构”的重塑。

“卖地”不可再“多元”开新局

他是否能带来新希望仍需时间验证，但从政策逻辑来看，文化区的财务永续不能单靠卖地，这更接近国际主流经验，譬如伦敦的依赖场地商业化和周边生活圈支撑，纽约的靠慈善与企业赞助维持运作。

更加重要的是，西九文化区只是香港政府推动大型项目的其中一个例子。由曾荫权年代横跨到今天，西九的发展模式似乎已有眉目，财政危机仍未解除。紧随西九其后的，由启德发展区到“十划都未有一撇”的北部都会区，同样不只是土地开发，而是经济结构转型的载体。它们共同面对的问题都是应该以什么模式推进？由怎样的人统筹？如何平衡财政压力与社会价值？

如果西九最终能在文化与财政之间取得平衡，从卖地收入转变到多元结构，这套模式可否成为其他重大项目的参考？反之，若连西九这种具政治资源、受社会关注的项目都无法走出财困阴影，香港未来如何靠启德注入新动力，透过北部都会区来实现转型？唐英年完成了一个时代的任务，西九——以至香港——都需要一个能够开新局的人。由长线思维、制度创新到产业策略，不只西九要成为世界级文化品牌，香港更要在后地产时代找到新的经济与城市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