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物理学巨擘、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于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103岁。他的百载人生，横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宏大时代，不仅在科学殿堂刻下永恒丰碑，而他的个人轨迹与家国命运的紧密交缠，也为曾经在身份认同的迷雾中求索的香港，留下一面深刻的镜子。

当我们谈论杨振宁，我们在谈论什么？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他那精深的物理学成就——从“宇称不守恒”到“杨—米尔斯理论”——仿佛是遥远星系的璀璨光芒，令人景仰却难以触及。于是，舆论的焦点往往滑向更具人间烟火气息的轶闻：与李政道从合作无间到分道扬镳的学术公案、早年归国时对“文化大革命”的推崇言论、以82岁高龄迎娶28岁翁帆的忘年恋曲......那些花边与争议，固然构成了他的立体形象，但若仅仅停留于此，无疑是买椟还珠，错失了理解一位世纪老人背后所承载的、更为厚重的时代意义。

烽火岁月的家国底色

杨振宁的知识与人格，奠基于西南联合大学。那是一座在国族危亡之际，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风骨凝聚而成的学术灯塔。1938至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度过了他的大学与硕士生涯——而那六年，正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最最艰难的六年。校舍简陋、物资匮乏，无碍他吸收顶尖知识，并且“国破山河在”的切肤之痛，内化为深入骨髓的家国情怀。

那份情感的浓烈与纯粹，是今日生活在和平与繁荣年代的我们，难以完全体会的。香港市民的身份认同建构，更多源于殖民历史的独特际遇、经济腾飞带来的优越意识、以及有别于内地的政经制度和生活方式；当这种“独特性”面临挑战时，很容易陷入迷茫与撕裂，有部分人甚至经历了身份的浮沉与摇摆，对国族感到疏离甚至抗拒。而杨振宁的经历正好提醒我们，一份深刻的身份认同，往往源于对民族共同命运的感知；即使他于1945年考取公费远赴美国留学，后来甚至加入美国国籍，“有生应感国恩宏”的家国情怀从未消减。

“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这是杨振宁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的致辞，给曾经迷茫的香港带来一重镜像：当我们仍在探寻“我是谁”时，我们能否穿透殖民历史与政治隔阂的迷雾，重新审视那份与生俱来的、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承与血脉联系？

渴求自强的精神力量

1971年，中美关系破冰之际，杨振宁成为最早一批回国探亲的华裔科学家之一。阔别故土26年，他看到的是一个物质贫乏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中国。他回到美国演讲时，反复强调那种“为人民服务”氛围下的精神力量，以及“自力更生”的众志成城。当他提出“假如美国愿意无条件地送价值十亿美元的钢铁给中国”这个假设时，得到的答案竟是“我们不要”；他最初感到疑惑，到后来逐渐理解，那个拒绝背后是一种重建民族自尊的无比决心：“教导人民不要这些赠与，其价值岂不是比十亿美元钢铁的本身还大吗？”

这段往事，在今天看来，极易被简化为对“文革”的辩护。然而，拨开时代的迷雾，杨振宁所洞察的，是中国在经历百年屈辱后，人民对国家尊严和自主发展的极度渴求。回国访问期间，他与“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的对话，也执着于确认原子弹是否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制造——恰恰就是这种心态的投射。他曾言：“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改变了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这不仅指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成就，更指向他此后一生为之努力的事业：在世界面前，确立中国人的自信与尊严。

这面镜子对香港的映照，尤为深刻。香港作为一个长期繁荣的国际都会，其成功建立在西方的制度、资本与文化之上，这塑造了港人的自豪感，有时也伴随着对内地的某种优越感。然而，当世界格局剧变，当中西冲突加剧，香港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夹缝之中。杨振宁所见证的那种“一穷二白”却依然挺直腰杆的“精神”，留给我们一个时代考题：真正的自信，从不源于对他者的俯视，而是源于内在的、独立自主的强大精神力量；香港需要寻回的，正是这种不依附于外在比较、植根于自身价值的文化自信与精神脊梁；而香港的未来，能否在“一国两制”之下找到既能保持自身独特性，又能与国家自主发展同频共振的路径？能否从单纯的“超级联系人”，升华为具有独立思考和贡献能力的共同体？

中西融合的独特产物

如果说西南联大赋予了杨振宁家国情怀的底色，毛泽东时代的见闻让他看到了中国精神的韧性，那么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则促成了他真正“回家”。邓小平拨乱反正，重新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为杨振宁这样的顶尖科学家铺平了回归的道路。他的国籍回归，超越了简单的“爱国”标签，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与身份的和解。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

这句话，对香港而言，再贴切不过。香港正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产物，既因中西交融而繁荣，也因中西冲突而撕裂。杨振宁的成功，在于他并未将这两种文化对立起来，而是以中华文化为根，专心致志于现代科学，最终将西方的学术成果带回东方故土。他没有因为身处西方而否定自己的中国传统，也没有因为回归中国而抛弃现代科学的普世价值。

如何在看似冲突的双重身份中，找到和谐共存之道，并将其转化为独一无二的优势——这是杨振宁的智慧，也是香港仍在破解的课题。香港的价值，不在于成为另一个内地城市，也不在于固守殖民地遗留的昔日荣光，而在于如何像杨振宁一样，将自身“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的独特定位，转化为服务国家、贡献世界的桥梁与动能。

千里同途的民族期盼

杨振宁的一生，是一位科学家对宇宙终极真理的无尽探索，更是一位中国知识份子在百年国运起伏中的心路历程，恰好对应着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个阶段。

今天，我们悼念杨振宁先生，不仅追忆他的科学贡献，更是反思我们自身：家国情怀如何在大时代中铸就？民族自信如何在物质匮乏时挺立？中西文化如何在个体生命中融合？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这原本是邓稼先对于杨振宁首次回国之后的祈愿，后来则成了杨振宁对邓稼先的缅怀，也是他对整个民族的期盼。香港的“共同途”，路在何方？唯有正视历史，重拾精神的自强，并以智慧与包容去融合中西，香港才能走出身份认同的迷航，在国家的宏大叙事中，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位置，续写属于这座小岛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