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至十年的发展蓝图定下基调。从“十三五”的攻坚克难，到“十四五”的固本培元与开启新征程，再到即将来临、被定义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的“十五五”，国家发展的战略重心、内外环境和优先事项均发生了深刻演变。在这十年间，香港的政治面貌同样出现了翻天巨变，其在国家整体布局中的角色与任务，也随之经历了从侧重发挥既有优势，到被要求更积极参与国家战略的显著转变。

回顾从十八届五中全会至今的历次重要规划文件，香港地位的“变”与“不变”脉络清晰。“不变”的是，“一国两制”的宪制框架得到持续重申 ，因为维护港澳“繁荣稳定”始终是中央政策的基石 ，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核心功能亦不断被肯定 。这些都是香港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我们过往贡献国家的主要凭借。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从“十三五”到“十五五”的巨大“变化”。尤其是2019年修例风波的发生，促使中央全面调整治港政策，并在当年年底举行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破天荒地把“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列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工作之一。翌年出台的“十四五”规划，也特别重申中央治港的宪制基础，从而落实中央对特区“全面管治权”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特区社会大局稳定。

此后一段时间，“国家安全”被置于特区治理框架的优先位置，成为一切发展的前提和底线；而“高度自治”的内涵与和空间，无疑也在全新秩序之下被重新界定。与此同时，国家规划对香港的期望，也从“十三五”时期相对宽泛地支持其巩固提升中心地位、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平台，演变为“十四五”时期更具体、更具指导性地要求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仅要强化“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等功能，更要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落地、“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安全”的基础已被夯实，“发展”的要务再次被提上日程。展望“十五五”，尽管完整纲要尚未公布，但四中全会公报和“十五五”建议透露的讯息显示，中央的港澳工作目标已从“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调整成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可见港澳增长动力不足已成隐患，所以需要对港澳特区提出更高的治理要求。

除此之外，更加重要的是，香港的角色将被更深层次地嵌入国家核心战略目标之中，成为不可或缺助力。因此，香港绝不能再抱持被动等待中央“送大礼”和依赖传统优势“食老本”的心态，而是必须积极主动地思考和行动，深刻理解国家战略意图，勇敢找到并努力提升在国家发展大势中那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国家规划纲要和四中全会公报是中央给出的宏观的、指导性的方向，作为享有“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倘若被动等待国家任务“分配”是消极的，只有主动谋划“贡献”才是香港未来安身立命的关键。

一方面，对于国家在“十五五”的主要发展目标，诸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及“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乃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香港都应该致力发挥自身优势，帮助国家及早达标。例如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不仅要扩大存量，而且要在风险管理、金融科技、绿色金融等领域开拓新业务、制定新规则，更加要思考如何把全球稳定币浪潮的冲击化为帮助国家突破金融困境的转机，例如考虑发行锚定人民币或离岸人民币的港元稳定币，以增量形式助力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国际化，从而平衡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借此夺取中国金融主权。

另一方面，对于香港自身的发展路径，在中央已经指明主要方向和重点领域的前提之下，则需要香港自己去探索、去争取、去落实。例如，当国家“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到底怎样建成呢？是仅仅提供土地和资金，还是要深刻改革科研体制、打通产学研链条、营造顶尖人才愿意来的环境、并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制造业优势深度协同？面对外国的科技封锁，香港又该如何利用国际化平台和专业优势，在符合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吸引全球风险投资、进行前沿技术的国际合作？又如，若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香港万万不能只是停留在拥有普通法系的传统优势上，更要思考如何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数字经济革命、知识产权纠纷等新兴领域，发展出更加具有国际公信力和吸引力的专业服务体系。

必须指出的是，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绝非意味香港失去独特优势，反而是要最大化地发挥我们与众不同的巨大作用——包括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和商业规则、自由的资讯流通、广泛的国际网络、中英的语言环境、以及长期积累的市场经验等。这些优势和作用，不是要被“同化”，而是要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中被“活化”和“升华”。“同化”抑或“升华”的关键在于，香港必须主动识别自身具备的哪些“不同”是国家在新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并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实在贡献，千万别被固化思维拖了国家后腿。

这就要求香港社会，特别是管治团队和商界精英，必须具备更宏大的国家视野和更敏锐的战略触觉。不能仅仅聚焦香港自身的“一亩三分地”，而要时刻关注国家发展的脉搏，深入认识国家在不同阶段的战略需求。同时，也需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审视和内部改革，抚心自问香港现有的体制机制、人才结构、营商环境能否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在培养、发掘、吸引和留住人才、促进科技创新、提升专业服务水平等方面，香港须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更加重要的是，特区官僚的行政效率和服务意识，能否跟上时代步伐？而从行政机关到立法机构的治港者们，又是否敢于为国为港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彻底解决深层次矛盾？

香港的未来系于自身改革的决心和能力。面对国家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要求，香港实在不能再沉湎于昔日的辉煌，更不能抱持“等、靠、要”的惰性思维和“佛系”心态，否则只会自我弱化、自我孤立、自我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