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第三季GDP增长达3.8%，创近一年半新高，而最新失业率为3.8%，仍处偏高水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上周日﹙11月16日﹚在网志提早“报喜”，称金融市场畅旺带动消费信心，失业率将随经济向好。然而，就业市场只能说是“革命尚未成功”，事关本港仍然有近15万人无工开，背后所牵涉的经济结构困局也会持续带来巨大挑战。

经济指标逐渐回暖
就业市场持续低迷

本港第三季GDP增长3.8%，为超过一年半最佳单季表现；失业率最新回落至3.8%，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有近15万人失业。坊间早有说法指，香港似乎正面临典型的“无就业式经济复苏”，即经济指标逐渐回暖，就业市场却持续低迷。

细究其因，本港经济自1980年代由制造业为主转型为转口贸易业和服务业为主之后，随着金融业和地产业的蓬勃发展，逐渐形成从“实业为本”走向“金融地产主导”的结构转型，导致GDP增长存在明显缺陷——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资本密集的金融业与扩张性的政府消费开支，而非能够创造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经济下行，缺陷更加凸显。

资料显示，过去40年来，制造业占GDP比重从24%持续萎缩至仅约1%，随之则是金融业占比的不断攀升。尤其是新冠疫情过后，金融业占GDP比重从2019年的17%跃升至2023年的21%，恒指今年更一度飙升近四成，IPO集资额暂录2,400亿元，表面风光无限。这无疑能创造巨大的帐面数值，但却未能惠及普罗就业市场，金融业从业人员仅20万人，占总就业人口5.6%，可谓“旺财不旺丁”。同时，政府消费开支在GDP构成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达到13%；而这种由资本与政府驱动的增长模式，难较转化为普惠大众的就业机会。

经济“复苏”背后
结构性失业未解决

财爷最新网志提到，本港股市及楼市都稳住，交投量增加，新盘去货不错，市面气氛良好、活动多，能够带动零售气氛。言下之意是指，等待资产价格上升，衍生财富效应，就能缓解经济困局。然而，股楼上升，固然能创造庞大的“纸上富贵”，但这种经济模式十分脆弱、被动。一来天下没有只升不跌的资产，万一价格回落，又当如何？二来，全球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之际，香港是否仍要继续只崇拜金融地产，活在“纸上富贵”之中？

细心剖析本港就业市场，两极化与结构性失衡情况显然而见。一方面，持有学士学位学历人群的收入中位数，从2019年的31,000元稳步上升至2025年的37,800元，增幅达到22%，也远超所有打工仔中位数22,300元。这批高学历人士占就业人口38.6%。但另一方面，余下六成就业人口情况则未许乐观。例如建造、零售、餐饮等传统行业仍然是失业重灾区，失业率分别高达7%、4.9%和6.4%，收入中位数分别为23,000元、16,000元、17,000元。这些传统行业从业者，并没有从GDP增长当中受惠，原因值得深思。

更令人忧虑的是青年就业困境。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14.1%，是整体失业率的近四倍。就连专上教育群体的失业率也从2019年的2.9%升至3.9%，显示问题不在于劳动力素质不足，而在于金融地产为主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加固之后，根本无法创造足够的优质就业岗位。倘若结构性失业持续恶化，不仅是经济问题，更会演变为整代人的发展危机。

收入分配哑铃化
加剧社会不平等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经济发展成果未能普惠大多数劳动者，反而加剧收入分配的“哑铃化”现象。如上所述，由2019年至今，持有学士学位学历群体的收入增加22%，达37,800元，是唯一持续显著增长的群组。然而，占就业人口占44.1%的中学学历群体收入仅增16%，为18,000元；持有副学士和教育文凭等学历群体的收入增幅最低，只有11.3%，为23,000元。这种“中间萎缩”的分配结构，显示社会“向上流动”阶梯正在断裂，单靠持有中等学历已难以追赶收入，中产阶层亦正面临严峻的“向下流动”风险。

若按行业进行分析，问题同样严峻。金融、地产业收入增幅达25%，而零售、餐饮业虽有16%至18%增幅，但基数极低，从业者始终处于收入底层。这种行业间的收入鸿沟正在固化社会不平等。若政府继续忽视，或使整代中低技能劳动者陷入贫困与失业的恶性循环。

令人不解的是，在失业率最高的行业，政府却大规模输入外劳。新冠疫情结束之后，政府自2023年推行为期两年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放宽26个非技术及低技术工种外劳来港工作，包括侍应、售货员等职位。截至今年5月，该计划累计输入50,682名外劳。他们主要集中在建造、运输、零售及餐饮业，恰好与近年的“失业重灾区”高度重合。

外劳政策亟待检讨
替代效应大于互补

政府原意是解决“人手短缺”，但制定政策时却忽略问题本质在于“薪酬待遇不足”，以为可以简单利用较为低廉的外劳填补缺口，无异于压抑了市场透过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来吸引本地劳工的自然调节机制。再者，数据显示，自大规模输入外劳后，建造业、运输业、餐饮业、及零售业行业的失业人数增加了逾两万人；可见在低技术工种中，外劳与本地劳工已形成直接竞争，替代效应远大于互补效应。

比外劳政策更加值得检讨的是政府的经济理念和发展目标。香港劳动人口尚未恢复至疫情前的399万人水平，目前维持在382.23万人。不过，香港真的需要追求劳动人口数量的恢复吗？一个经济体的理想劳动人口规模，应取决于其产业结构和生产效率。如果经济成功转型为高增值路线，对低技术劳力的需求自然减少，更应注重劳动力的素质而非数量。

中文大学商学院讲师李兆波指出，香港正面临结构性失业，失业率长远可能维持在4%左右。这种预测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对当前政策的警示。政府将“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延长至明年上半年完成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出炉之前，尽管当中已经收紧输入侍应生及初级厨师的一些要求，但不少劳工组织早已促请当局切勿过度依赖输入外劳，更加不要以此怠惰思维应对长远人口政策和人力资源规划。当周边地区积极因应时代革命推进产业升级与投资人力资本时，香港这种就业政策无疑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着实难免令人担忧。

打破经济增长迷思
合理分配繁荣成果

香港的就业市场危机，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危机，因为自1980年代以来，经济结构就从制造业为主，转向依赖金融地产创造巨大账面财富。GDP增长固然重要，但若只以GDP数字作为衡量经济表现的唯一标准，而且漠视产业结构失衡带来的分配不均，甚至用金融市场的繁荣掩盖就业市场的颓势，“风光”恐怕难以持久。当失业人数近15万，当青年失业率高达14.4%——这些都不再是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无数家庭生计受损的现实写照。

破解困局需要政府摆脱思维桎梏，重新审视“发展经济”与“提高生产”和“改善民生”的关系。具体而言，应当深入研究如何制定香港需要的产业政策，以引导资源流向、培育新兴市场、开拓全新动能；同时也要推出劳工保障措施确保经济转型不会牺牲就业稳定，例如加强职业培训与再教育，帮助传统劳动人口适应新兴市场需求；另外更要持续秉持“公平正义”原则改革财富分配结构，包括透过政策引导提升薪酬水平、改善低薪行业工作条件；至于外劳政策，则要在制定人口政策和人才战略之下，持续优化本地优先机制。

健康的经济发展不应只体现在GDP数字上，更应反映在就业机会的创造与民众收入的提升。近年世界各地政府开始主张“包容性增长”概念，强调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让更多人能够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并将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视为核心。香港好不容易“由乱及治”，但如果政府仍然只是沉醉于表面的风光而忽视结构的困境，那么今日的经济增长终将成为明日的社会危机“导火线”。香港需要的不是表面的增长数字，而是普惠的发展成果——这应是政府施政、尤其是财政司司长不容回避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