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12月16日）在北京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时，透露一个令坊间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消息：今年特区政府财政有望实现“由亏转盈”。过去六年，港府五度出现财政赤字，不少专家警告香港面对“结构性赤字”风险，当局更要扭尽六壬减少公共开支、增加服务收费，使得社会一度陷入“库房空虚”的恐慌和焦虑。然而，在国家力撑之下，今年资产市场表现强劲，直接给了那些论调一记耳光，却也也揭示本港公共财政制定存在一定问题，特区政府理应藉转亏为盈“拨乱反正”。

今年2月26日，陈茂波发表《2025/26年度财政预算案》，表示2024/25年度财政赤字872亿，库房储备降至6,473亿元。他归咎于资产市场受压，地价收入较原来预算减少195亿至135亿元，印花税收入也较原来预算减少130亿至580亿元。他又预告，经从6个“种子基金”回拨620亿元至政府账目，2025/26年度赤字为670亿元，而政府经营帐目将在2026/27年度扭亏为盈，但涉及卖地收入和基建开支的非经营帐目在2029/30年度之前都无望摆脱赤字，因此即使计入发债款项，政府综合帐目要到2028/29年才有望转为正数。

事隔10个月，特首李家超在京述职期间，透露今年港府财政有望“由亏转盈”。坊间普遍相信，特首不会在毫无把握之下向国家主席透露如此严肃的资讯，换言之，财爷陈茂波可能再次“计错数”。不少分析显示，“由亏转盈”的关键，在于“北水”带动之下，股票市场交投蓬勃。今年首11个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到2,558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309亿元上升95%。其对库房贡献也水涨船高，首两季的股票印花税收入已经达到440亿元，当时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为2,402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104亿元上升118%。

过去几年，坊间充斥香港陷入“结构性赤字”的论调，甚至担心香港将会重蹈某些西方经济体债台高筑的覆辙。但事实证明，香港公共财政本质上具备强大的“结构性盈余”韧性，只要外部环境稍有改善、金融市场正常发挥，税收足以抵销地价收入的萎缩。这也变相说明，香港财政并非缺乏生机，而是收入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偏食”，因为所谓的“赤字”，实际上只是因为港府长年消极对待财政结构改革，过度依赖地价收入而产生的周期性波动，并非香港财富创造能力的消失。但那种把把短期市场调整误读为长期衰退的误判，无疑严重影响了港府对公共财政运用的分配，更加打击了市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

国家全力支持之下，国际资本也对香港充满信心。今年首十一个月的首次公开招股（IPO）集资金额达到2,594亿元，较去年同期791亿元上升228%，而同期的总集资金额更达到5,750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690亿元上升240%。可以说，香港金融市场的繁荣，已经成为公共财政转亏为盈的核心支柱。然而，如何扩大金融对于公共财政的长期稳定贡献，正是港府不能回避的问题。目前印花税受市场成交量影响极大，这种不稳定性使得预算编制如同“赌博”。政府理应进一步思考如何优化税制，例如在落实“全球最低税率方案”（BEPS 2.0）的基础上，检视金融资产相关的税收结构。必须重申，金融业不应只是少数人的金矿，而应透过更科学的二次分配机制，支持香港的长期基建与社会转型。若日均成交能稳定在三千亿元水平，单是印花税每年已可为库房贡献上千亿元。这就需要政府更有为地推动金融改革，借助金融拉动经济，而非仅仅坐视股市波动或静待地价回升。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转亏为盈”后的开支策略发出严厉警告：千万别再像以前那样“全民派钱”。陈茂波自2018年推出“关爱共享计划”向合资格人士一次性派发最多4,000港元之后，不管经济顺境或逆境、无论财储丰厚或急降，累计合共动用超过2,000亿元公帑进行贫富所得划一的“全民派钱”——这无疑为他赢得了民粹的掌声，但也持续深化“富者越富”的分配不公，而且完全无助破解本港的深层次矛盾，甚至对长远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负面影响。过去数年香港经济复苏缓慢，港府在财政储备大幅缩减之下，宣布进入“开源节流”的财政缩减周期，削减包括大学拨款、学生津贴、长者乘车优惠等在内的公共开支，又增加医疗等公共服务收费，社会难免感到阵痛，基层更是首当其冲。

尽管如今见到盈余曙光，但在向国家领导人报喜的同时，也必须看清这份盈余的“技术含量”——除了股市反弹，这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财政司司长“左手交右手”的财务伎俩，从6个“种子基金”回拨620亿元至政府账目。如果港府因有盈余而大洒金钱，将是对公共财政的极不负责。这笔“血汗钱”必须也只能够用在刀口上，确保北部都会区等战略项目有充足资金推进，并针对人口老化带来的医疗与社福需求进行前瞻性的资源配置。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陈茂波并非首次“计错数”——2022/23年度，赤字预算与实际相差两倍；2023/24年度，印花税与地价收入远逊预期，导致赤字较原估算翻倍。这到底是估算方法不够科学，还是错误判断经济形势？两种失误所折射的问题并不一样。再拉长时间线看，曾俊华任内也是年年“计错数”，无疑反映政府估算系统可能存在结构性缺陷，而核心问题在于政府长期沿用僵化的“增量预算”模式。

这种“行礼如仪”的编制方法，预设了过去的开支基数皆为合理，每年仅作百分比的微调。这种管理惯性导致政府在面对资产市场剧烈波动时反应极度迟钝，每当预算案预告财赤，社会便会产生经济崩溃的集体焦虑。这种不必要的恐慌助长了社会分化，加深了市民对福利的偏见，让中下阶层在资源分配的假象中互相仇视，严重阻碍了社会团结。

改革预算方法已是迫在眉睫，而引入“零基准预算”（Zero-Based Budgeting）的逻辑正是解决之道。零基准预算要求各部门不再盲目以去年为基准进行“增量”，而是要求在每个预算周期开始时，都必须重新论证每笔开支的必要性与社会效益，将所有拨款先视为“零”。这种方法能强迫官僚系统进行理性审查，识别并淘汰那些已经过时或效益低下的历史遗留项目，从而将资源从“行政惯性”中释放出来，精准投入到真正具备高质量发展潜力的领域 。尽管全面实施零基准预算会带来行政工作量的增加，但在香港需要“锐意改革”的背景下，这种深度的自我检视是打破利益固化藩篱、提升管治效能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