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选择一代不如一代 供应改革撬动问题核心

撰文: 01主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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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朴房条例》3月实施在即,长沙湾义华大厦新业主要求150租户迁出,老弱基层徬徨无助。住得贵,住得细,还要任由业主宰制,简单三句恰恰反映了香港人所面对的居住困难。

置业阶梯早已消失?

本港房屋问题千头万绪,港大经管学院近日发表的《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6》不无参考。其中三名学者爬梳了1980年代至近年的住户变化,题示1985至2002年间愈来愈多市民成为业主(包括公营和私营房屋),但置业趋势在2002年后逆转,公屋和私楼租户的占比上升。

更重要的是同比龄组别划分,可见1993至2023年期间30至39岁市民的公屋租户比例由21%大幅下跌至10%,私楼业主比例亦由31%减少至23%,与父母同住者由25%大幅升至41%。即使是40至49岁年龄组别,与父母同住者的占比亦由12%升至22%。换言之在拼搏了事业十年有多、通常开始成家立室的人生阶段,香港愈来愈少人可以实现居住独立。

供应腰斩租金狂飙

用“四代香港人”的理论来说,大概是第二代和第四代人的分别;通俗的粗略划分,就是60后和90后的不同。前者在30、40岁的时候可以置业或居住在公营房屋,在同一个人生阶段后者更多人却是与父母同住。毋庸置疑,这是由于房屋供应和居住成本在这30年间显著恶化。1985至2002年期间每年平均落成6.5万个单位,2003至2023年期间只得3.1万伙。港岛区租金与收入比率由2003年的35%大幅升至前年的60%,九龙的比率由28%升至53%,新界由22%升至41%。

对比同期其他数据,结婚率由1993年的6.8跌至前年的5.9,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中位数分别是29.6和26.5延后至32.6和31,生育率由1,342减少至841。姑勿论居住环境与成家立室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数字至少反映了在这30年间,市民的处境明显不同。

居住恶化难免躺平

就算组织家庭有其他个人考虑因素,若然市民只能住私楼、挨贵租,这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财政安排。可支配收入不在话下,压缩了其他支出以至消费能力,面对业主可能加租甚至不续租的变数,今年不知道下年可以住在哪里,生活规划又从何谈起?

研究只去到现在的30多岁市民,Z世代、零零后所面对的居住环境,生活中实际有多少选择,恐怕只会比起Y世代、90后更不容乐观。坊间不乏声音批评年轻人躺平、不求上进,但这个现象即使普遍存在,与其说是其他社会问题的原因,只怕其更是本港居住环境和经济变化所衍生的结果。

主导发展才能破局

港大学者建议大幅增加较高质量资助出售房屋的供应,以及进一步放宽资助出售单位的出租与转售限制。惟不能忽略的是,房屋资源并非无限。若然政府未能大幅提供公营房屋以至私楼单位的供应,不论是由小单位改成大单位,或者容许居屋业主“楼换楼”,很多人依然只能望门兴叹。为什么基层要住在㓥房,或者所谓的简朴房,以至是面临逼迁之后没有后路,难觅容身之所,不就是因为可负担的供应尚未到位?

当局调整居屋绿白表比例,让年满60岁的资助单位业主楼换楼,以及放宽居屋转让限制到未补价单位出租计划,即使好像可以人人受惠,本质上却没有触及房屋整体供应的核心。收回在新界,尤其是在北部都会区规划内的大量私人土地,将农地开发主导权收归政府拥有,依法取缔棕地,甚至是透过市场手段向私人购买早已废弃的农地,千头万绪的房屋问题才能得以根治。第五代、Z世代的年轻人是否仍然没有选择,只能住得贵、住得细而且任由业主宰制,也是取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