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管理局向立法会提交2024至25年度年报，收入及支出首次突破千亿元，分别为1,012.49亿及1,007.25亿，年度盈余5.24亿元，同比减少四成七。截至去年3月底，现金及银行结余达到578亿，增幅超过一成。

医管局于上个年度结束之时公布收费改革，表示目前资助率高达97.6%，要调整收费以确保公营医疗系统的可持续性。根据年报，上个年度政府补助收入914.09亿元，占1,012.49亿总收入的90.3%，同比下跌0.4个百分点，比2020至21年度减少1.9个百分点。上个年度扣除减免后的医疗费用收入62.55亿元，占比6.2%，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较2020至21年度增加0.5个百分点。

总监人手增长高于基层人员

以近年趋势而言，公营医疗正在减少对政府资助的依赖，不过支出方面却未见明显改善。支出分为员工成本、药物、医疗物品及设备、其他营运开支四项，去年营运开支为162.56亿元，占总支出16.1%，虽然同比改善0.8个百分点，但比起2020至21年度仍然增加了0.3个百分点。自2020至21年度起，其他营运开支的占比已经连续五年超过一成半。

从人手角度分析，上个年度医院或驻院医生大幅增加逾300个等同全职人员，令医疗人员总计增加近半成至7,716人。不过计算护理、专职医疗及护理支援在内，直接病人护理人手同比员增加3.5%，相比之下行政人员、系统经理等非直接病人护理人手同比上涨5.2%，达到逾2.8万人。其中总监级别、总经理级别、经理及主任级别的人手，分别增加10.5%、8%及6.6%，增幅明显高于基层人员。五名最高薪行政人员的酬金则再增加4.7%至3,018.1万元，其中原行政总裁高拔升的年薪由686.7万上升至707.1万，相当于平均月薪58万元。

改革忽略各阶层价格敏感度

医管局大会于2024年成立改革委员会，以提升医管局的服务效率和临床成效。单从年报数据来看，部分服务是有所改善。例如急症室服务的目标轮候时间内获处理人次百分率，第一类别危殆个案的达标率维持在100%，第二类别危急个案由96%增加至97%，第三类别紧急个案由71%显著改善至79%。不过以每次诊症的成本计算，急症室成本再上涨3.9%至2,150元，相比之下住院服务成本只增加了2%，普通科门诊更加减少8.2%至670元。急症室第三至五类个案的收费大幅增加至400元，但如何更有效控制成本开支，似乎仍为医管局的课题。

公营医疗新收费自今年1月1日生效以来，急症室就诊人次有所变化。截至上月25日，第一至三类个案较去年同期分别只增加3.5%、5.8%及减少7.2%，但第四类（次紧急）及第五类（非紧急）个案大幅减少20.7%及31.3%，变化明显。而第三类、紧急病人于30分钟内就诊的达标比率亦增加至87%，平均等候时间由25分钟缩短至20分钟。以有限的时期、初步的数据看来，收费改革的确减少了次紧急及非紧急的服务需求，连带被大幅加价的紧急个案也在轮候时间上受惠。

然而，正如港大经管学院日前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收费改革忽略了不同病人群体之间的价格敏感度有异。例如月入仅略高于豁免门槛的家庭，往往面对住屋、教育及其他财务压力，即使未必经常滥用急症室，却须在财务考量与健康风险之间权衡轻重而大受影响。反而收入明显较富裕、对急症室收费较不敏感的市民，并不会因为400元而“谨慎行事”。

慎防延误就医带来社会代价

报告同时指出，医疗收费改革假设了病人不依赖急症室，能找到负担得起的替代方案，但私家普通科医生通常每次收费200至500元，检验与药物费用另计。研究报告亦都举例，一名目前收取300元的私家普通科医生可能因为公立急症室收费上涨至400元，而认为将费用提高至400元或450元是合理的，私营急诊中心更加可能将500至600元收费提高至700至800元，以维持相对于新公营基准的价格优势。

以上纵然只是理论推测，惟对于基层而言400元的确不是小数目，求诊与否的影响可大可小，医管局以至医务卫生局须密切留意市民求诊以及申请费用减免的情况。立法会议员陈凯欣上周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亦指出，局方不应该单看求诊人次减少，而应全面检视病人求诊习惯， 包括有否转看私家医生或自行服药处理；万一病人拒绝就医，有机会因延误医治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