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兔唇、口齿不清的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一辈子都在倡议“沟通理性”，主张对话。跟他在1980年代一较高下的傅柯以及在1990年代思辩争锋的罗尔斯都早已仙游远去，名副其实成为上个世纪的人物，唯独哈伯马斯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然孜孜不倦地奔走疾呼——为他的德国，为他的欧洲，以至是整个西方文明。

二战中重建理性的“四五一代”

哈伯马斯的一生可以说是西方当代史的缩影。生于1929年华尔街崩盘之年，成长于纳粹政权上台之时，亲历国家如何把欧洲以至世界卷进战争。他作为“四五一代”，大有条件视二战后的废墟为人类之终结。正如在他10来岁的时候，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先后发表〈理性的终结〉和《理性的残蚀》，直指人类的理性只剩下工具性，人们只懂服从于效率，甚至于“合理化”纳粹主义。

如果说194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是悲观主义，与霍克海默共同撰写《启蒙辩证法》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就是透过“美学转向”，企图以艺术重新发掘人类的真实和价值。尽管哈伯马斯敬佩阿多诺而且深受其提携，惟他决心推动的转化并非依循美学，而是一场“语言转向”。由1962年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经验研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到1968年的经典论文〈技术与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他的焦点一再落在公共利益、公共辩论和公共判断。其多次进出法兰克福大学，或多或少折射出与法兰克福学派若即若离的关系。其于1985年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不但分析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局限，还回应了德希达、傅柯等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者。

“以言行事”取代强制寻求共识

简单而言，哈伯马斯不追求形而上学的真理，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最平凡的行为——对话，或者是“以言行事”的维度。哈伯马斯认为理性的力量不在于超然、先验的真理，而是当我们进行沟通，就意味了愿意排除强制手段，以更好的论证来寻求共识。用他的比喻来说，沟通理性是一艘摇晃的船，不会在惊涛骇浪中沉没，而是透过颤抖来应对偶然世界；同样地，理性只能在人们的协商中建立。

哈伯马斯之所以闻名，当然不是因为他在1960年代与伽达默尔争论诠释学、在1980年代和傅柯商榷对话中潜藏的权力问题、在1990年代与大西洋对岸的罗尔斯争辩正义原则的道德基础。他与“六八一代”不同，没有诉诸激情的社运或者革命，而是追求激进的改革，在法律、教育、大众传播等领域持续参与公共讨论，试图一点一滴地夺回被权力占领、被资本扭曲的阵地。

“鼹鼠”推动重新定义“西方”

由参与德国的“历史学家论争”（Historikerstreit），直斥保守派历史学家“正常化”纳粹大屠杀，到反对北约在德国领土部署中程核弹，再到反对美国在“911”后发动的“反恐战争”。哈伯马斯写下《分裂的西方》文集，直言美国原本倡议人权的道德权威已支离破碎，又曾形容欧洲整合是一个尚待完成的计划。他提出“宪法爱国主义”，试图在民族以外为国家提出新的联系纽带，甚至推动重新定义“西方”。

哈伯马斯的影响力，毋庸讳言，也由其所横跨的年份所致。德国总理由阿登纳到默茨，法国总统由戴高乐到马克龙，哈伯马斯一直都活跃于欧洲公民社会。当他同时代的对话者德希达、傅柯、罗尔斯已经一一作古，哈伯马斯却走到了2026年，见证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特朗普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

见证演算法逐渐取代“话对”

不但如此，在他八旬之时社交媒体兴起，九旬之际人工智能席卷全球。当资本主义可以透过大数据，将我们的情感、社交、政治偏好全部标价，社交平台成为不了理性沟通空间，而是被演算法取代成为回音谷，甚至充斥似是而非，不知道是人写抑或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社交媒体演算法的主宰下，再没有人关心什么是公允的论证，只会问什么短片最能吸引眼球，哪些包装最赚到钱。事实上，愈来愈多人的沟通对象也不是人，而是人工智能。他们宁可相信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内容，甚至认为可以提供情绪价值，更胜人与人的对话。

哈伯马斯曾经提出比喻，指“理性鼹鼠”虽然不知道隧道尽头是否有出口，但其不断挖掘，碰壁也不逃避，而是试图理解这些阻碍并另辟绕道。哈伯马斯以为即使扬弃了启蒙时代以前的“上帝”，我们仍能够凭借“理性鼹鼠”的意志前行，为文明社会找到出口。惟在“理性鼹鼠”努力不懈挖掘的同时，外面的世界每一日都在翻天覆地。再好的论证都不及更高的机率分析，演算法掏空了沟通和对话的价值，哈伯马斯赖以建立民主的休戚与共责任感有如天方夜谭，剩下的只有人与人之间现实的利益计算。

哈伯马斯离世的消息固然掀起回响，但两、三分钟之后人们在手机继续滑动下去，下一段“废片”、下一则“迷因”再次麻痺思绪。沟通理性或许是一剂良药，可以在二战的废墟中重建西方文明的信心，惟“理性鼹鼠”的挖掘声最终恐如一曲孤独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