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年轻女性，把“活成母亲的反面”，当作了成长的唯一标尺？我许可我有身体自主权，我许可我不在乎那片“处女膜”，尽管我会被医院的规则阻碍；我许可我长成任何样子，尽管我会遭遇无数评判；我许可我单身，我也许可我使用性玩具，尽管我会面对非议；我许可我没有“月经羞耻”，尽管我会引来异样的眼光；我许可我想要拯救母亲，我也许可我停止拯救母亲⋯⋯内地近日上映的电影《我，许可》，完成了一次大胆的叙事突破。【本文内含大量剧透，请谨慎阅读。】

内地女性没有“手术自主权”

《我，许可》将“女性手术自主权”这一隐痛，首次推向了内地大银幕。25岁的许可，单身，小学老师，无性经历。在校运动会比赛上一次尴尬的非经期出血，而将她带入了一场并不愉快的妇科检查——冰冷且疼痛的“鸭嘴钳”、男女各异围观着的实习生、甚至还有老年女医生的点评——“这么怕疼以后怎么生孩子”。病因是子宫息肉，需手术切除，她只想速战速决，不耽误上班。然而，她却必须需要一张带着监护人签字的“知情同意书”，理由是：手术可能破坏“处女膜”，医院需要一个签名来规避日后可能的纠纷。

“没有父母的人就不用做手术了吗？”——许可提出质疑，但被医生定性为“钻牛角尖”。香港女性可能无法想像，已成年的女性在内地接受一场简单的侵入性妇科手术，仍需要一纸签署着父母名字的“知情同意书”。相较之下，我们看似比较开放，但同样面临着多数女性都难以坦然直面的“月经羞耻”。去年国际培幼会发布首份全港性月经贫穷研究调查《香港月经贫穷现况分析》，显示近三分之二女性曾听闻或经历月经相关负面评论，近半数受访者因月经困扰宁愿自己“不是女性”，而“月经羞耻”在12至24岁年轻女性中最为严重，其中18岁以下群组有高达34.8%，比例为各年龄层之冠。

所有女性都面对“月经羞耻”

许可解决那条被广传的影片的办法，不是投诉、不是要求道歉和下架，而是在班里安上了一个“共享卫生巾盒”，并向所有学生普及“非生理期出血”的概念，坦言自己确诊了“子宫息肉”的病症，从而告诉学生，不管是生理期出血和非生理期出血，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她更坦然在新学年的生理卫生课上，询问学生是否有“初潮”和“遗精”。许可说：“孩子不会感到难接受。他们第一次学到什么，就会接受什么。”

今年三月，有内地女乘客乘坐火车卧铺时因突然来月经不慎弄脏床单，被工作人员要求自行清晰或赔偿180元。事件掀起轩然大波——过夜火车为何没有卫生巾出售？飞机、高铁、景区、游乐园等的公共洗手间或服务台，同样鲜有提供卫生巾。《香港月经贫穷》同样显示，六成受访者表示，学校、职场或公共场所未提供月经用品，或不确定是否提供；更有超过六分之一受访者曾有与月经相关的感染或妇科问题，当中两成从未接受治疗。

《香港月经贫穷》又提到，在香港有23.6万名12至54岁女性处于“月经贫穷”状态，她们为了减少卫生巾的购买，会采取“频密如厕排血”或“在卫生巾上加垫纸巾”等方式延长使用时间，潜藏健康风险。然而，当女性只是要求公共场合提供卫生巾售卖，而不是要求免费发放卫生巾，却仍有不少男性跳出来反对，甚至说出“那火车上也可以卖避孕套了”、“不能憋着吗”等极端言论；惹得女性不得不回击：“用卫生巾是因为我有素质，为什么没人感谢我？”“人任何一个部位出血了被看到都不会被指责，除了子宫。”

多少女性拒绝活成母亲的样子

电影中的许可，显然是一位接受且内化了新思想的年轻女性。她从不因自己没谈过恋爱、没有性经历而羞愧，她有自己的小世界，她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她在感情中有“不快乐就离开”的勇气。而她的妈妈胡春蓉，则是基层女性，困在“妻子”的身份中30年，不快乐，总是忍耐，忍耐要为丈夫做饭、为家庭付出，忍耐丈夫烫死自己钟爱的植物，甚至忍耐不满意的性生活。就算将女儿当作自己人生的垃圾桶和救生板，也没选择离开——如同千千万万婚姻不顺的基层母亲一样。于是，“活成母亲的反面”成了许可的人生准则。

胡春蓉在看到女儿的性玩具后感到生气：“你找个男朋友不比用那玩意儿正经？”而在得知女儿的手术需要“破坏处女膜”后又拒绝签字：“你不能为了一场手术把它破了吧？”她更拒绝读出女儿的性教育科普中性器官的学名。然而，与“母亲”相反，在许可看来，甚至在无数新时代年轻女性看来，身体自主权远比所谓传统道德观念更重要。她反驳道：“你真的要因为我这个没什么用的处女膜——应该说是阴道瓣，而耽误我的治疗吗？”而当许可又一次在洗澡时看到顺着大腿流下的“非经期出血”，她忍无可忍地手戳破了那层阻碍她拥有健康权利的“膜”，也戳破了这个父权制社会为女性设立的无数条条框框。

许可拒绝母亲为她报的唱歌兴趣班，拒绝吃母亲满口夸赞有营养的鸡肉，拒绝像母亲一样勤勤恳恳打扫卫生，也拒绝像母亲一样小里小气地委屈自己——在家吃外卖，出门就打车。但也因此，她无法在公立医院出具“知情同意书”，也给不起私家医院两万天价的手术费。她第一次因想要省钱选择坐巴士而非打车时，看到街旁开心地向她挥手的母亲，觉得丢脸转过头去——最丢脸的是，她不断拒绝，却还是没能完全活成母亲的反面。

跳出框架才能真正成为自己

当年轻的女儿执着于活成母亲的反面，是否仍是将母亲人生当作了标竿？中国式基层家庭妇女的一生无非几个关键词：嫁人生子、操持家务、忍气吞声、失去自我。女儿总是希望母亲能过出自己的人生，又无比害怕自己成为母亲这样的女性。电影中的许可，永远以“胡春蓉”称呼母亲，或许正是一次次地提醒她跳出框架，成为自己。

但电影的最后，胡春蓉跟许可坐在一起吃烧烤夜宵、一起探索性玩具、一起去夜店蹦迪、穿上了许可为她买的好看的内衣、同意了许可的手术签字。胡春蓉不仅当起了性玩具的促销员，甚至鼓起勇气提出了离婚；许可也吃下了那块在她25年人生中拒绝了无数次的鸡肉。有人说，《我，许可》是许可被母亲拒绝手术签字后的一场美丽的幻梦，大部分女儿却必然都幻想过，能够带妈妈重新认识一次这个世界，在丈夫之外、家庭之外、在那方把她困住的小天地之外的世界。

“一直以来我只听你抱怨母亲，但是你似乎没有提起过一切的始作俑者——你的父亲。”——许可朋友的诘问，同样值得深思。为什么女儿总是将愤怒带给母亲？答案或许是：因为女儿对父亲乃至父权已经彻底失望，但对母亲仍抱有最隐秘的渴望，渴望她能理解的思想，看到女儿的转变，相信女儿能带她走向一个新世界。正如许可对胡春蓉所说：“因为我们才是相互支撑的共同体”、“我是你女儿，不管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也许不是所有母亲都幸运地如胡春蓉一样得以“觉醒”——内地社交媒体上，无数女儿满怀希望地带母亲去观看这部电影，或被拒绝，或多次起身离场，或给出“不知所谓”的负面评价，我们要接受，不是所有母亲在看到人生另一种可能性后是渴望而非尴尬、愤慨甚至无感。我们应许可自己拒绝将“拯救母亲”视为人生课题，但我们总要相信，女儿们跑起来的风，终将能吹拂到母亲们的脸庞上。

那不是处女膜，是阴道瓣，它本来就有洞。

女孩不管长成什么样子，总有人跳出来对你指指点点，说我们不够白、不够高、不够瘦、不够丰满、太敏感了、太尖锐了、太没个性了⋯⋯我们必须要很努力，才能克服这些声音的影响。

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但妈妈，你对自己一点也不好，你不要再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包括我。不要把我的幸福，当成你的幸福，因为这样，我也不会幸福。

我不认识你、你不用认识我，去学习、去唱歌、去玩，哪怕最后不那么圆满，也要试着为自己活一次，祝你的未来，一切都漂亮。

只要你有工作，谁也管不住你！你发的每一张传单，都是抵御流言蜚语的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