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举报之后,受虐儿童的“安全网”足够安全吗?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自今年1月20日实施,正式将专业人员的举报责任由“道德自觉”升级为“法定义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周三(7月8日)晚上表示,截至6月底,当局合共收到176宗举报,涉及188名儿童。当中填报怀疑伤害类别主要为性侵犯和身体伤害/虐待的,分别涉及83名和64名儿童——而这并非少数。
半年内有83名儿童怀疑受到性侵害,即每日平均有0.46名儿童——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参考警务处在2020年至2024年间分别录得386宗、599宗、578宗、696宗、663宗侵害儿童性罪行案件,即每日平均有1.6宗。鉴于每日平均受害儿童人数和案件数量之间存在一定落差,我们可以大胆推论,当中也许存在一定程度的“持续性侵”问题。
保安局早前(6月29日)发布《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咨询文件,为延宕了20年的改革迈出重要一步,当中一大范畴就是涉及儿童的性罪行,对保护儿童免受性侵犯和性剥削作出“从无到有”的关键举措。然而,是次修例并没有触及坊间提倡订立以免受害人逐次描述细节、并以整段性侵关系作为量刑计算单位的“持续性侵儿童罪”。
就在孙玉菡公布过去半年接获的怀疑儿童受虐案件的前一天(7月7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刚好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上,回应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植洁玲对于设立“持续性侵儿童罪”的关注。邓炳强表示,现行法例已经足够处理,例如量刑时会考虑被家庭成员持续性侵的情况。他又透露,政府于2000年至2001年与律师会和大律师公会讨论后认为,有关罪行对被告“并不公道”,因为无须事主清楚说明被告持续犯案的时间和地点。
法律面前固然人人平等,“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也是香港法律的重要原则;然而,“儿童”也并非一般的受害人,本来就会碍于心智和知识等而未必能够准确描述受害过程。再者,不少儿童受害后,并不会第一时间就懂得寻求协助,而是等到长大之后、更加明白性的边界、知道自己受到伤害,才会对外自揭伤疤;但往往由于事隔多年,证据难免保留不足,事主记忆也已模糊,难以确切提供案情细节,事主通常都会脱罪。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的数据是很好的说明——过去接获约1,100宗童年被性侵案件,成功起诉的只有89宗。
保安局在咨询文件中反复提到,社会越来越重视对容易受伤害人士免受性侵犯或剥削的保护,所以当局也愿意根据“保护原则”加强对于儿童这个易受伤害群组的保障,使法律更清晰明确、更体现性自主权。既然如此,有为政府也应从善如流。
至于孙玉菡提到,怀疑受到身体伤害/虐待的举报个案,涉及64名儿童,即平均每日有约0.35名儿童受害——有关数字并未显示存在大量滥报或举报迹象,可见《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通过之前的担忧声音实属过滤,但有关数字和以往相比也没有非常明显的回落迹象,可见保护儿童免受虐待的制度建设,仍然长路漫漫,也应持续改革。
社会福利署早于1981年制订《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指引》,但沿用了20余年未有任何改变,直到2018年发生屯门五岁女童临临被虐致死案件,社会对于立法规管虐童问题的声浪从此爆发。历经八年讨论,《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终于今年1月生效。过去,专业人员即使发现怀疑虐儿情况,是否举报完全出于个人判断,没有法律强制力。于是,在“怕麻烦”、“难举证”、“别管闲事”等传统思维的影响下,许多个案并未得到及时介入。
临临案正是制度失灵的典型——即使幼稚园老师发现她受伤并拍照报告校方,但校方未有继续通报,最终酿成悲剧。《条例》尝试从三方面改变这一局面。其一,举报责任主体由模糊到清晰:明确锁定社会福利、教育及医疗卫生三大界别共25类专业人员为“强制举报者”,涵盖学校教员、社工、医生、护士、临床心理学家等——均是能够频繁接触儿童的专业人员。其二,举报触发标准由参差到统一:专业人员一旦在工作过程中有“合理理由怀疑”某18岁以下儿童正遭受或面临“严重伤害”的实际风险,便须尽快举报,不需掌握确凿证据——减少专业人员的责任顾虑。其三,违规后果由无到有:任何指明专业人员若违反强制举报规定,最高可处罚款五万港元及监禁三个月——规定专业人员的举报责任。
然而,对于违反强制举报的最高罚则,社会仍有不少意见认为有待提升。较具代表性的说法是,儿童受虐之后的受伤程度不一,理应根据儿童受害程度厘定违反强制举报者的罚则,而对于虐待儿童致死的个案,违反强制举报者理应受到更重的处罚。2021年9月,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导致或任由儿童或易受伤害成年人死亡或受到严重伤害个案》报告书时,曾建议提高《侵害人身罪条例》当中“虐待及忽略儿童罪”只有10年的刑罚,并且提出设立“没有保护罪”,严肃追究明知儿童身处风险却袖手旁观的照顾者责任——若受害儿童死亡,最高可判监20年;若受害儿童受严重伤害,最高可判监15年。小组委员会主席韦凯雯指出,此举可向传递清晰明确的信息,绝不姑息虐待儿童和易受伤害人士的行为。
另外,《条例》解决了“谁来报警”,却未能完全解决“警察来了之后怎么办”。孙玉菡预期承诺确保各项支援措施妥善到位,又指已经新增两间留宿幼儿中心,共提供约96个紧急宿位,预计可帮助逾380名儿童。不过,根据劳福局数据,去年合共接获1,354宗虐儿个案,当中怀疑性侵犯及身体伤害/虐待的多达647宗;而在《条例》实施后,前线专业人员的主动举报理应增加,因此,宿位、专业支援、工作人员数量和资质以及长期保护机制等都需进一步检视和优化,以免被虐儿童无处可去,或造成家庭二次伤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