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立法会三读通过《2026年度拨款条例草案》——这本是行政立法关系展现高效协作、共谋发展的正面时刻；然而，对于有立法会议员就发债规模、拨款机制及转拨外汇基金盈余等措施提出质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斥其“危言耸听”，甚至表明个别议员的投票意向对他而言“无关痛痒”。这种高度对立的辞令，不但无助消解社会对于公共财政稳健性的深层忧虑，而且有损“行政主导”下的包容和互信。

今年2月25日发表的《2026-27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北部都会区和经济民生工务工程的债券计划借款上限，由原本合共7,000亿元提升至9,000亿；而去年《财政预算案》计划每年发债1,500亿至1,950亿，新一份则再度加码至2028/29年度发债2,200亿元。

从宏观发展的角度和世界各地的经验来看，透过资本市场融资以支撑具有长远回报的基建项目，确实有其逻辑，《香港01》也倡议多年。然而，社会向来审慎理财，香港政府更是长期养成了量入为出、保持储备、避免公债等所谓原则和习惯，加上当局近年连年录得巨额财政赤字——如此背景之下，财爷加大发债力度，并且在沿用多年的现金会计制下将贷款债项列作现金流入，实在难免引起外界警惕，甚至质疑当局是否把财政包袱转移给未来一代。可以说，管浩鸣与何君尧等议员的忧虑，并非没有道理，更非为反对而反对。

所谓“危言耸听”，通常是指故意散布夸大或虚假的言论以惊吓群众。立法会议员作为民意代表，在议事厅内扮演“红队”角色，对政府改变多年理财习惯提出合理质询——既是履行《基本法》赋予的监督职责，也是协助政府优化决策的必要过程。经过2019年修例风波和2020年新冠疫情的双重夹击，为了带领香港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征程，特首李家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财政司长作为特区“三把手”，也应该具备和特首高度一致的忧患意识，审慎处理公共财政。司长表明相信发债香港未来创造发展容量，不妨给予更多耐性，以扎实理据、成功案例和严谨逻辑说服议员。如果动辄就对所有异议扣上负面帽子，不但显得缺乏风度，而且有失政治容量，更可能压缩理性讨论空间。

“行政主导”是香港政制设计的基石，旨在确保施政效率，但“主导”绝不等于“霸道”，更不代表任何官员可以傲慢对待所有监督声音。陈司长一句“无关痛痒”，恐怕已令议员“痛心不已”。2021年3月，全国人大亲自出手“完善特区选举制度”，而新选制下的第二届立法会议员才刚刚履新——既被特首视为“改革伙伴”，又被市民当成“政府诤友”，正在努力探索如何“自觉维护行政主导体制，正确处理行政立法关系”。选委界议员管浩鸣感慨“唔好当我哋反对派，我哋唔出声又畀人闹，橡皮图章又唔得，好为难”——切切实实道出了议员的集体无奈。如果政府官员抱持“够票过关”的心态，将议员的理性建议视为施政阻碍，甚至将每一张庄严的投票视为可有可无，那么立法会的功能将被严重矮化，而政府掌握社会脉搏的桥梁也会被中断，难免陷入自我感觉良好的信息茧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