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5月31日）率领高规格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冀为香港工商、金融及专业服务界打开通往“一带一路”核心区域的大门。这是继过去两年多番出访东南亚和中东之后，特区政府在重塑对外经贸格局上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可见香港正在逐步摆脱唯欧美是瞻的单一市场思维，构建真正面向全球的多元化经贸网络。这迟到的一步，走得正确，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长久以来，作为国际金融、航运与贸易中心，香港的经济命脉都与发达经济体高度绑定，所以从商界到专业服务界乃至特区政府决策层面的战略视角和资源配置，往往主要倾注欧美市场。这种路径依赖成就了香港过去的辉煌，但也形成了经贸发展的盲区。

国家早在12年前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旨在通过跨区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经贸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均衡发展。但当全球多个发展中国家及部分欧洲经济体积极响应之际，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的香港，在实际行动上却显得相对被动。因为香港习惯坐享欧美资本和成熟市场所带来的红利，又认定中东、东南亚、中亚等新兴经济体的市场规模有限、法制存在差异或政治风险较高，所以长期采取边缘化态度。

这种傲慢，导致香港未能及时将自身在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上的绝对优势，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进程当中。当全球经济重心逐渐向东方和南方转移时，香港一度还在原地踏步，错失了在新兴市场成长初期奠定领先地位的最佳窗口。

2019年的修例风波，引发了空前的管治危机，也暴露了香港的发展瓶颈；随后《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各级选举制度的完善，则重塑了香港的政治格局，也迫使治港精英反思既有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全球地缘政治正在经历范式转变。大国博弈成为常态，加上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肆虐、西方市场的贸易壁垒日益高筑，全球经济的增长动能也在不断加速重组。过去香港赖以生存的“单边依赖欧美”模式，已不足以保障未来长期的繁荣与稳定。

在此关键节点，中央多次要求香港必须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特首李家超自2022年上任以来，也多番表明香港在多个领域都存在变革的迫切性，而由中央加持的对外贸易和区域合作的战略转型，正是关键一环。面对起步较迟的客观现实，李家超多次亲自率领跨部门和跨界别的高规格代表团，主动出击新兴市场。过去两年，特区政府的足迹遍及东盟多国，又两度造访中东的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付出终有回报，这些昔日在商界眼中并非首选的国家和地区，如今成了战略开拓的首要目标，并正积极寻求在基础建设、金融科技、绿色转型、专业服务等方面的发展空间，也取得一些合作备忘录和项目对接。

是次中亚代表团包含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叶文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莉等特区高官和60多名商界代表，当中还有约30名内地企业代表，涉及能源、矿业、化工、高端制造等行业。李家超表示，中亚地区正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金融、贸易、旅游、绿色发展等领域蓬勃发展，与香港合作空间广阔。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连接中欧的重要商贸物流枢纽，2025年经济增长达6.5%，购买力居中亚地区首位；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中亚地区心脏地带，2025年经济增长达7.7%，是中亚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区域重要经济引擎。

李家超希望借此实现三大目标：一是开拓新兴市场，推介香港优势，吸引中亚地区企业依托香港拓展业务；二是加强政府间往来，巩固金融领域合作成果，便利企业对接项目；三是构建“枢纽对枢纽”模式，打通中亚地区与东亚、东南亚地区新通道。他最后重申，此行旨在巩固传统市场又发掘新赛道，发挥香港的出海平台作用，让市民共享经济红利。

值得肯定的是，当局敢於坦诚面对过往的视野狭隘并且迅速采取行动，展现打破旧有框框、推进新兴市场布局战略的决心。然而，要将新兴市场的机遇转化为长远的经济增长点，则需要整个管治阶层都摒弃以往的意识形态偏见，不再以西方框架衡量新兴市场价值，才能重新找准香港在世界变局当中的功能定位。而在开拓自身经济新增长点以惠及民生的同时，香港也必须服务国家倡议，全方位对接“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五通”内涵。

在“政策沟通”方面，特区政府如何与当地加强合作，为两地企业合规、投资保障提供政策护航？至于“设施联通”，又如何利用在香港在航运、物流管理、智慧城市建设上的经验，参与推动中亚及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的标准升级？对于“贸易畅通”，如何与中亚经济体签订诸如避免双重课税的互惠协定，从而降低跨境贸易壁垒和企业营运成本？还有“资金融通”，如何发挥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优势，积极引进中亚优质企业来港上市、发行绿色债券，并利用离岸人民币中心优势，为大型项目提供多元化融资与风险管理渠道？最后是“民心相通”，如何透过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加强双边民间了解，消弭因长期缺乏往来而产生的隔阂？凡此种种，都是特区政府必须回答、持续深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