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应倡导守护未成年人权利的6月1日国际儿童节当日，香港篮球名宿、汉华中学校外篮球教练翁金骅却爆出体罚风波。一段在社交媒体广传、事发于两年前的短片显示，一名学生被翁金骅捉着手“自掴”。与此同时，汉华中学的多名学生在接受访问或公开表达时亦指出，曾目睹翁金骅以体罚方式责罚学生，或以粗口进行言语责骂。

据报道，涉事学生当日迟到，而他和家长也都认同翁金骅是在进行“纪律教育”，所以没有报警。事件引发网民非议。一些人认为，体罚虽然严苛，但效果立竿见影。但更多人认为，体罚并非正确的教育方式，恐怕扼杀学生的运动热情。已被停职的翁金骅则在社交媒体发表贴文，公开承认体罚是错误的，但也强调“传承篮球这项运动仍然是我的抱负”。

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当中，有“棒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一说。无可否认，体罚能够透过施加肉体疼痛或制造恐惧，强行切断某种行为；在体育教育领域，体罚往往也被视为磨炼坚强意志的方式。然而，这种顺从并非基于认知上的改变，而仅仅是对痛苦的回避；一旦脱离特定环境，经体罚而实现的教育成效或会荡然无存，遑论以培养强大的心理韧性。更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体罚，变相都在传递一个错误逻辑：拥有权力者可以对弱者施加肢体支配。因此，与短期、虚假的服从相比，体罚的负面创伤更是长期而且难以逆转的。

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人类发展和家庭科学教授伊利沙伯（Elizabeth Gershoff）综合全球69项长期研究指出，诸如“打屁股”之类的体罚对儿童的成长不具备任何积极作用，反而会显著增加儿童的“加强行使暴力倾向”、“反社会行为”及“在校破坏行为”。哈佛大学在《儿童发展》发表的研究成果指出，“打屁股”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决策和处理能力，让他们对潜在威胁更敏感。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报告进一步量化了这种伤害——遭受体罚的儿童，其综合发展指标的达标率比同龄平均水平低了24%。

早在1991年，特区政府就以法律形式明文禁止任何教员对学生施以体罚，包括对学生施以罚跪、打手板、击打身体等任何形式的肉体惩罚，违者可依《侵害人身罪条例》控以“普通袭击”或“袭击造成身体伤害”等罪名。然而，不同形式的校园体罚依然屡禁不止。2023年11月，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一名14岁男学生因欠交功课而“罚企”期间，被一名女教师捉紧衣领连续击打上臂；涉案教师事后被控一项虐儿罪，获准以签保守行为处理。

社会无法根除体罚等不良教育方式的根源之一在于，大众对于“合理管教”与“严重虐儿”之间的边界，缺乏清晰认知。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2022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多达62%的受访者明确赞成体罚并非有效管教方法；不过，在看到潜在虐儿个案时，绝大多数目击者都选择保持沉默或消极旁观，只有23%的受访者表示经常采取行动；而在不采取行动的人中，有三成坦言是因为“不确定是否属虐儿个案”。

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对翁金骅风波的回应，或多或少反映了社会对于全面禁止体罚尚未形成明确共识。他认为，教学过程中存在肢体上的教育，若不涉及侵犯性或未构成很严重的受伤，即“轻触型”行为并无大碍，况且“姜要磨先辣、铁要打先硬”。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界限模糊，不少“轻微触碰”难免渐渐变成“严重伤害”；毕竟并非每位教员的每次“肢体教育”，都能理智、恰好地维持在所谓的安全界线之内。

近年香港保护儿童法例有所进展，但也仍有亟待完善之处。本年度生效的《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规定，学校教员、官校教员及校长、职训局青年学院教员及院长、寄宿学校舍监，若在工作中发现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正面对遭受严重伤害的实际风险，有法律责任立即举报。然而，诸如强制自掴、粗口责骂等行为，往往没有造成即时可见的严重身体伤害、却可能给学生留下身心伤害的“灰色地带”行为，有关条例恐怕难以适用。

教育界亦长期缺乏一套在校园中行之有效的体罚预警及防治体系。根据2021年的立法会会议文件，教育局在回应相关质询时表示，对于涉嫌体罚学生等行为不检的教师，各学校一般会采取从雇主的角度自行作出惩处。不同办学团体、不同学校之间对于体罚的容忍度与惩罚标准存在巨大差异，相关事件的保密性亦导致学校与学校之间难以分享纪律处分经验。除了以持续推行“正向教育”等方式革新教师们的教育观念，在传统行政指引以外，教育局亦应建立健全的预警与监管机制，让学生们的校园生活能够免于体罚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