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贫穷线到社会资源价值 香港是否需要二选一?

撰文: 01主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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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委员会周四(6月18日)发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划定“贫穷线”及计算贫穷人口数字。委员会主席、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单凭贫穷人口数字,无法解答谁贫穷、谁需要帮助等具体问题,以“社会资源价值”展示政府替受惠家庭承担了的开支,可以让市民更明白政府对防贫、脱贫和扶贫工作的整体资源投放和援助措施。立法会社福界议员陈文宜认为,贫穷面向复杂,能理解政府量化普惠政策的做法。至于取消贫穷线的做法,选委会议员管浩鸣相信是为免社会出现“愈扶愈贫”的争论。

简单而言,当局取消贫穷线的理由大致有四个。第一,以往的贫穷线只计算收入而不计算资产,部分长者或退休人士收入偏低但拥有物业或储蓄,若被计算为贫穷人口,容易产生误导。第二,政策最重要的是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不是计算有多少人贫穷。第三,没有人希望被标签为“贫穷”,重要的是把资源投放在改善市民生活,而非执着于统计数字。最后,“相对贫穷”无法消除——由于贫穷线是以收入中位数的一半计算,无论社会整体收入如何上升,总会有人处于中位数以下,因此相对贫穷永远存在。

从政策角度看,这些理由不无道理。尤其香港的资产价格高、市民储蓄水平高,只看收入而忽略资产,确实可能高估某些群体的贫穷程度。然而,即使收入贫穷线有不足,为什么仍然被广泛使用?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家庭可支配相等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定为相对贫穷线,世界银行的相对贫困标准定为收入少于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毕竟收入始终是多数人口的财政来源,而且单凭积蓄来应付生活开支,对大部分人来说不无心理压力,这点退休人士最是明白不过。如果单靠收入去厘定贫穷线有所局限,另一个可行做法是加入资产、住屋负担或其他生活条件指标,建立更完整的衡量框架。

就如失业率不是为了标签失业人士,而是用来衡量劳工市场情况;通胀率也不是为了标签消费者,而是反映物价变化。贫穷线同样是一种社会指标,其作用在于监察问题、评估政策及追踪趋势。至于相对贫穷无法消除,但其可以反映社会资源分配情况,与坚尼系数的概念相似。若收入和财富过度集中,出现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更加可能埋下社会不安的祸根。前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曾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之后,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贫困问题,因此,缩窄贫富差距、缓和相对贫穷,仍然是要努力的方向。

《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引入“社会资源价值”概念,具体量化政府替受惠家庭承担了的开支,既有助社会理解香港福利制度的隐性补贴规模,也反映了政府对教育、医疗、房屋和社会福利的重视。例如公屋住户支付的租金远低于市场水平,政府实际上透过土地和房屋政策承担了巨额成本。公立医院收费远低于治疗成本,资助学校学费亦远低于实际教育开支。若完全由家庭自行负担,开支将大幅增加。

然而,《成果报告》以㓥房、私楼的租金市价作为参照,与其说是量化房屋政策对市民的资源投放,不如说是更加反映了本港住屋市场的扭曲现象?根本而言,㓥房就是不应该存在的房屋问题,私楼的高昂租金水平也意味着土地和房屋政策的缺失。用问题及其成因反过来“量化”政策的投入,做法令人疑惑。再者,“社会资源价值”计算的是“政府为你花了多少钱”,但市民关心“我的生活是否变好了”,而两者并不一定等同。例如某家庭获得两万元的社会资源价值,但同时面对租金上升、物价上涨、交通费及子女教育开支增加,实际生活压力未必有所减轻。

从公共开支的数字来说,政府的社会资源投入值得肯定。惟近年随着政府财赤,市民看到部分福利政策逐步收紧,主观感受自然是另一回事。例如取消2,500元学生津贴、提高部分公立医院收费,也反映政策正由普惠性福利转向更具针对性的资助模式。政府的逻辑是集中资源帮助最有需要的人,但不少市民感受到的却是支援门槛愈来愈高,而自身获得的实际福利有所减少。又例如公屋富户政策持续收紧,有限的公屋应优先给予最有需要人士,原则并不难理解;问题是部分被要求迁出的家庭虽然不再符合公屋资格,却未必有能力在私人市场长期承受高昂租金,更遑论置业。

结果是,最有需要的市民仍然获得支援,但略高于门槛的人却可能承受沉重负担。归根究柢,问题在于香港追求什么样的社会。优先帮助最有需要的人,没有人会反对。但香港是否只需要帮助最有需要的人?如果政策只聚焦最贫困的一群,那些收入略高于门槛、没有资格获得支援,但同样面对高楼价、高教育成本和高生活成本的家庭,又应如何处理?

相对贫穷跟绝对贫穷的最大分别,正是社会问题不只是最底层能否生存、有多少人挨饿,也包括整体收入分布是否合理,资源是否过度集中。香港若然要扩大中产阶层、提升社会流动及建立橄榄型社会,政策不能只援助最贫穷人口,还要以贫穷率、收入分布及不平等指标等,持续监察社会状况。精准扶贫与贫穷指标其实并非互相排斥,前者是政策工具,后者是监察工具;前者解决个别群体问题,后者反映整体社会结构。社福界议员陈文宜也指出,从宏观与微观角度看贫穷形势并不对立,以贫穷线量度社会情况仍有一定意思。行政主导、立法监督的体制要行之有效,需要的不会只是“成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