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香港中学文凭试（DSE）周三（7月15日）放榜，24名状元诞生，数量创历届新高。镁光灯下，媒体追逐、名校庆贺、社会为破纪录的数字欢呼。然而，增加的状元数字，是否真的意味着香港教育的进步？还是恰恰暴露了这座城市对未来想像力的集体枯竭？数字一片向好，但香港教育的迷失，远比想像中更深。

升学数字创新高
教育发展得更好？

今届有约5.87万名考生报考，整体较去年增5.4%；近四成约日校考生考获“332A33”基本入大学门槛，当中诞生24名状元，其中中11人是“超级状元”。升学数字一篇向好，状元数量更加创下历来新高。不过，香港教育的问题，从来不在于数字本身。

去年DSE放榜，16名状元中有11人选择读医科；今年状元选科，医科更占主导，24名状元中有20名状元已明确表达想要攻读医科专业。尖子生源源不断流向利润高、社会地位高、就业稳定的医科，过去热门的金融和法律都开始乏人问津。当社会的舆论将医科捧上神坛，并冠以“聪明孩子读的科”的称号，状元们又有什么勇气去选择那个相悖的答案？

内地开设新兴专业
香港还在重复旧路

在全球创新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当然亦有“例外”：有名校状元赴牛津大学攻读电脑科学，亦有毕业生获港大“文理学士（应用人工智能）”率先取录。尽管尖子生选择理工科的数量仍然不多，但整体DSE毕业生的流向已在改变。与此同时，今年参与内地招收DSE学生的高校已增至165所，较去年大增20所，而港生北上报读内地大学理工科的意愿明显上升，其中人工智能（AI）、大数据专业等成为大热。原因离不开大湾区全力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来港设点的粤企日益增多。此外，内地大学纷纷开设国家刚需新兴专业，例如暨南大学今年新增智能感知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等七个专业。

作为天之骄子，尖子生反复涌向同一专业，反映的不是个人选择自由，而是社会选项的匮乏。当想要跟上时代浪潮学习新兴学科的学生被迫出国或北上，香港“国际教育枢纽”的宏图便与现实构成根本矛盾，真正的教育枢纽，应该培养驾驭多元未来的人才，而非同一条跑道上批量生产“永不出错”的选手。再者，当最具创新潜力的年轻人被内地和海外瓜分，留给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的，还剩什么？

大学“银弹攻势”
排名“做靓盘数”

为了抢夺DSE尖子生，各个大学纷纷开始“银弹攻势”。港大今年预留8,000万元入学奖学金，较去年4,500万多近一倍，“超级状元”可获100万元。中大新设“凤凰奖学金”，状元最高可获逾160万元。其他院校亦不甘落后，纷纷推出全额学费、住宿资助、海外交流津贴等奖学金计划，务求在这场尖子争夺战中分一杯羹。尽管港大收生总监严志坚呼吁学生不应根据奖学金多寡选择大学和学科；可是，当大学高层需要公开呼吁“不要只看钱”，恰恰证明“银弹”已成尖子生决策中不可忽视的变量。

“银弹攻势”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是香港的高等教育被商业逻辑全面渗透。在港府大力推动“留学香港”品牌的浪潮下，尽管各所大学的非本地生仍以内地生为主，而且“水硕”、“假学历”争议频发，与所谓的“国际化”毫无关系，但当局仍然致力要将非本地生学额上限提至50%。为迎合QS、THE等国际商业排名的评比标准，院校也将“国际学生比例”、“国际教师比例”等指标视为兵家必争之地，不乏以取巧手段“做靓盘数”。

资源分配恶性循环
教育巩固阶级固化

排名机构更向院校兜售定“星级评核服务”，大学也乐于购买并用作招生宣传，形成一条完整的商业闭环。从学校到政府官员，都对这套商业排名乐此不疲，并当作荣耀写进官方宣传文件，变相鼓励大学重科研、轻教学，追逐高引用率的热门领域，抢夺国际学者以拉升排名——大学正在从“知识殿堂”被改造为一间间追求KPI的“教育企业”。

这种迷失不仅在高等教育。今年7月7日升中派位，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朱同学获派九龙华仁书院后高唱“Happy Happy Happy”的片段在互联网疯传。九龙华仁自行分配学位仅50个，却收到约700份申请。升中生纯真可爱，也难免和整个社会一起陷入“名校”的追逐。“好家庭才能上好学校，好学校才能有好资源，好资源才能教出好学生”的恶性循环之下，“名校情意结”一脉相承，教育不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而是阶级固化的工具。

香港至今没有一份完整的高等教育蓝图。2002年的《香港高等教育报告书》（Sutherland Report，又称“宋达能报告”）和2016年的《香港教资会资助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报告》（Newby Report），作为过去20年香港高教界最重要的两份政策文件，却均是由主导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外国专家撰写。2025年八大签署《大学问责协议》，首次明确六大策略方针，包括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配合“科教兴国”、大湾区、“一带一路”等战略，但协议并未触动教资会的改革——那个由海外专家主导评审、以“优配学额”制造恶性竞争的体制依然运转如常，而院校依旧在本土化、国族化、国际化的十字路口徘徊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