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ICC）检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先是被美国制裁，最近又涉及严重不当行为而被革职。周二（8月18日），日籍院长赤根智子也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连同之前已经被制裁的八名法官（分别来自加拿大、法国、斯洛文尼亚、格鲁吉亚、蒙古、秘鲁、乌干达和贝宁），国际刑事法院18名法官中多达一半人正被制裁。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被冻结，苹果产品的帐户、亚马逊服务等一夜中止。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乍得和委内瑞拉接连申请退出，到明年7月成员参与国家将会跌至120个。

国际刑事法院延续纽伦堡、前南斯拉夫、卢旺达等特设法庭的遗产，是目前起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的主要国际机构。美国一直以来虽然从未签署《罗马规约》，但大多采取务实策略，包括前总统小布什曾经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将苏丹冲突移交国际刑事法院，美国两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亦支持ICC介入调查。

现届特朗普政府近日敌意升级，国务卿鲁比奥声称要“一砖一瓦拆毁国际刑事法院”，外界自然猜测美国是否在为日后的军事行动铺路，现在先进一步扫除任何的阻碍。不过更根本而言，当一个亲西方的国际机构被华盛顿视为不得不除的眼中钉，背后折射的变局更值得深思。

数字上，ICC成立初期的案件几乎所有都集中在非洲，由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到苏丹、肯亚、利比亚等。即使计及近年的俄罗斯争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阿富汗塔利班等，定罪案件仍然以非洲为主。相反，涉及美国盟友的伊拉克初步调查已经结束，阿富汗调查集中在塔利班对妇女与女童的性别迫害，美国人从未被起诉，目前没有美国军人面临ICC实际调查风险。

没有人会天真到以为这是因为非洲国家的罪案较多，而美国政府最奉公守法。ICC由最初的设计，只对侵略罪、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有管豁权，已经注定了其不会干涉经济剥削、资源掠夺、环境破坏、殖民主义等 “隐形暴力”。在受理的案件中，国际刑法亦明显受到西方法律传统影响较大，尤其是纽伦堡原则，非洲习惯法、伊斯兰法、中国法等非西方法律来源并未进入ICC的规范框架。更不用说在程序层面，《罗马规约》第13条及第16条赋予了安理会移送与暂缓权力，相等于西方间接可以决定ICC的议程。加上第98条容许国家边过双边协议来规避管豁，于是，美国不但本身没有加入《罗马规约》，亦透过与缔约国签订第98条协议而避过管辖。

现实效果是，西方造成的生态破坏、跨国债务、单边经济制裁引发的人道危机等，完全没有被追究的可能。美国制裁或者军事行动造成得平民死亡、经济崩溃或者人道危机， 在现时的国际刑事法理上不但难以成立，现实中也完全不用负责任。透过剥夺生存资源来惩罚整个国家的人民，是不是违反国际公义？金融封锁如果逼死平民，应不应该视为经济屠杀？国际刑事法院将复杂的地缘政治与资本主义掠夺，简化为几个独裁者的个人罪责，好像只要把一两个“坏人”送进海牙，国际社会的正义就得到彰显。

更甚者，美国用单边经济制裁恐吓国际法官，切断SWIFT系统、冻结美元资产、暂停信用卡服务，相等于以对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垄断，来作为国际法隐形但最实际的执法者。这不但说明了，国际法以欧洲为中心的设计本质上倾斜，国际刑事法亦只是国际秩序、全球公义的冰山一角。如果国际经济秩序不进行改革，对不论是国际投资法、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的检讨，单靠在海牙多签几个公约或者是修改《罗马规约》条文，亦不足以带来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上世纪70年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运动无疾而终，但现在却是百年未见之变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经济发展呈现“东升西降”。单是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发展已经为美国业界所不能忽视，甚至面临被超越的可能。供应链重组、去美元化、跨境本币结算等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实际上将会影响国际秩序的下层基础。当全球南方在经济上逐渐自主、自强，美国主宰国际法执行的时代也终将随之动摇。从这个角度看，无怪乎特朗普政府急于“一砖一瓦拆毁国际刑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