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处上个月发布的临时数字显示，过去一年香港人口增加19,400人，升幅为0.3%，但是出生人数只得29,700人，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是为什么本届政府推出多项“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协助家庭照顾子女成长。

新生婴儿奖励金2万元、新生婴儿双倍免税额、提升子女免税额、公屋优先配屋计划、居屋优先选楼计划⋯⋯当局已推出的措施着实不少。为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组合拳”措施，包括2万元计划延续三年、第二名及以后的婴儿奖励金提高至3万元、第二名及以后的子女免税额提高至16万元、置业减免最多2万元印花税等，诚意值得肯定。

加码银弹补贴
缓解初期负担

不论是新生婴儿奖励金，抑或是免税额，简单的两级“累进”呼应了人口学中促进第二胎的核心逻辑。购置物业印花税减免，以及居屋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95%，也切中年轻夫妇的住屋焦虑，为建立家庭提供了切实的空间安全感。至于幼儿阶段的照顾难题，恒常化“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提供接送服务及增加资助幼儿中心名额，可以为有意生育的家庭注入强心针，更好地预计未来几年的生活规划。

香港人是否生育，看似只是适龄夫妇的课题，实际上却反映了社会的深层结构。例如多少女性因为生育而要牺牲工作收入，又或者职场晋升受阻？“累进”奖励金毕竟有限，如果弹性工时没有保障，又或者缺乏法定有薪育儿假，女性对于生育难免却步。再者，父母往往因为在头一年睡眠不足、照顾压力极大，而不敢生第二胎。“银弹”能否令他们兼顾工作和家庭需要，减低养育的痛苦感，确实有待实际验证。毕竟“生儿”只是第一步，“育女”才是问题所在，而香港人长工时、压力大，年轻人连个人生活、与伴侣相处的时间都成疑，更遑论要投入大量时间和心力抚育下一代。

强化公共角色
翻转传统分工

事实上，社会学的研究早已指出，女性提高学历、在职场位置上升，可以称之为“第一革命”。但如果止步于此，两性分工以至社会结构却未相应调整，养育的责任都落在母亲身上，女性只得在职涯发展与成为母亲之间做二选一。没有“第二革命”， 生育率难免是低的。所以性别平等与生育率，可以说是呈U型关系，亦即在传统父权、“女主内”社会，生育率较高；女性教育程度及就业率提高以后，生育率跌入谷底；到了男女更趋平等，父亲承担更多家庭照顾责任，生育率有望反弹。鼓励生育的政策，不可能不触及社会结构。

北欧国家常被拿来说，就以立法会、平机会等都曾经参考的瑞典为例，不只父母的有薪假期多达480天，以及薪金达到原本八成，法律亦规定“爸爸假”有一定日数、不可转让给女性享用，推动了男性进入家庭领域，打破了养育责任的不平等。不只这些假期由基金承担，确保雇主不会避免雇用女性，政府亦大幅资助幼儿照顾服务，在在说明了公帑的介入、市场运作的方式有多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北欧模式、瑞典模式被称为“模式”，因为涉及的不是三、五项政策，而是社会运作结构的不同。

推动第二革命
改变生育观念

若是与新加坡比较，正如特首李家超所指出，每个地方都要因地制宜。当地上个月公布的财政支持延伸至17岁，令每人在17岁之前将获得近7万新加坡元（约43万港元）的津贴，这已经不是生育刺激措施，甚至是全历程的政府介入。其政府承担在上限内所有法定育儿假期的薪酬开支，可以直接推动雇主支持员工请假，确保父母不会在职场上陷于劣势，也是与香港颇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婴儿照顾压低至每月300新加坡元（约1850港元），全日制托儿学费至每月150新加坡元（约920港元），也是将学前教育趋向小学义务教育模式，视之为公共品之一。

香港有香港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政府的“组合拳”方向明确、补贴有诚意，为提高生育率打下了良好基础。然而，正如“抢人才”即使可以补充人口，也不能回避建构身份认同、凝聚共同理念，要扭转生育率、走出U型低谷，我们始终要反思社会深层次结构，包括两性角色、政府和市场关系等。政府由向雇员提供育儿假，到今年提供照顾家庭假，都是在以身作则，倡导职场生育友善环境。除了财政补贴，未来如何进一步向制度与文化重构迈进，会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