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门富泰邨一名女童手提24罐啤酒、背着破烂书包吃力行走、并被同行继父责骂“废人”的影片，引发全城指责“虐儿”。涉事父母旋即高调接受传媒访问否认指控，声称只为训练女儿大肌小肌；其母更自揭正在戒酒，由日饮12罐减少至5罐，而三名子女全都面对特殊教育需要（SEN），一家五口每月只靠1.8万元综援和前夫2千元赡养费生活。警方起初也认为是“误会”，及后改列“求警协助”案件，最后拘捕女童父母并扣留调查。教育局和社会福利署亦已介入处理。事件之不寻常，难免令人后怕——这个亟待帮扶的多重弱势家庭，竟然可以长期游离于社会安全网的核心视线范围之外？如果不是网民热心引发社会关注，当局是否要到悲剧发生才能察悉危机？

撕开虐儿标签
撞破生存困境

涉案父母的行径，确实存在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比起“道德审判”，更应该看到这个“重组家庭”如何“无能为力”：女童母亲本身患有癫痫症，又染上酗酒恶习多时；与前夫和现任丈夫诞下的三名子女，又各有不同特殊学习需要；一家五口居于屯门公屋，每月合共只有两万元过活。姑勿论他们的教养方式是否有问题，单是照顾压力已是溢于言表。

社会常以“生仔要考牌”批评缺乏育儿常识和照顾责任的父母，但更赤裸裸的现实是，父母所拥有的知识水平和所触及的资源网络，确实直接决定了他们抚养下一代的上限。在缺乏足够知识宣导、社工专业指导及社区实质支援的情况下，这类家庭往往处于在“认知”和“能力”上的双重缺失，出现“想教却不会教”和“想管却无力管”的无奈困境。

教养能力极限
社区支援断层

女童母亲接受访问时，不满区内没有足够SEN相关支援资源。这句抱怨，或多或少道出公共服务并不到位。屯门基层人口密集、新移民与低收入家庭较多，对特殊教育支援、儿童言语治疗、职业治疗及家庭辅导的需求可能更加殷切。然而，公共系统的排期长年累月，非牟利组织的资助服务名额一位难求，私立治疗机构的高昂费用更非综援家庭所能负担。

究竟是社区资源根本不足，还是服务的宣传和对接出现断层？到底是女童父母因为资讯匮乏而不懂得求助，还是历经繁琐程序后求助无门？社福部门都应认真检视、查找问题。

剩余福利心态
官僚被动救火

其中一样最值得反思的施政理念，是由港英年代沿袭至今的“剩余型社会福利模型”。在官僚体系的深层认知当中，“福利”不是保障市民尊严和平等的公共商品，而是对于“市场失灵”或“个人无能”的补救性施舍。这种观念将育儿、养老、身心障碍照顾等最为基本的公共责任，转移至“个人/家庭需要负上首要责任”的私人领域，而掌握最大权力的官僚系统则时刻抱持一种严防福利依赖、严查滥用福利的经济思维来分配公共服务资源。

这种逻辑之下，当局习惯将“综援”作为社会安全网的主要组成部分，以为只要环比发放津贴，就已完成帮扶弱势责任。然而，对于多重弱势家庭而言，用于保底的金钱，又如何解决经济陷困、关系冲突、情绪崩溃、教养机制失效、内部功能失调等复杂困境？

反思治理责任
织密安全网缝

可笑的是，特区官僚体系往往假设这个脆弱群体，具备理性主动求助的能力，所以总是被动等待个案转介，而不愿投放更多资源做好预防工作；每每出现家庭悲剧，主事官员第一时间不是反思己责，而是呼吁同类家庭积极寻求各方支援，完全忽视了他们可能因为认知有限、社交孤立、害怕被标签等等原因，根本无法形成主动求助的能力和意愿。

面对如此盘根错节的基层困境，特区政府难道不该痛定思痛、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如果劳福局、教育局、房屋局、医卫局等主责公共服务的部门之间依然壁垒分明，未能建立跨部门名册主动跟进高风险家庭，这张社会安全网又如何做到防患于未然？如果现届政府积极推动的“关爱队”，未能与学校、社工、社福机构及屋邨物管紧密联动，及早识别隐形弱势，又谈何主动上门支援？面对基层区域的家庭教育需要，如果当局未能增拨相应资源以增进家长认知，又怎能指望这些家庭可以摆脱无知和绝望的恶性循环？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已经生效，我们庆幸这宗案件未有酿成不可挽回的家庭悲剧，也感动万千市民对于儿童福祉的热切关注。然而，社会的善意始终不能代替政府的角色。一张真正健全的社会安全网，既不应被动地等待网民举报，也不应靠运气去发现危机。